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是王安石针对当时俗儒歪曲历史事实，把糟粕当精华的情况而写的，诗的前四句说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这首诗写得深沉、抑郁，抒发了诗人的忧愁和怨愤，容量甚大，耐人寻味。
诗的开头四句说自古以来一个人的功名是经过一番艰难才得到的，但却不知谁能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历史从来都是难以说清的，即便是在当时也是非难辨，在遥远的后世就更是如此了。
后四句说有人把古人流传下来的糟粕当作精华，而真正美好的东西是很难流传下来的。即便是最出色的画师，也无法描绘出人的精神。因而史书不过是故纸堆而已，并不能真正表达出历代高贤的品格。王安石不只是替古人感慨，也是为自己担忧，他已经预感到那些守旧势力不可能轻易放过自己，后世强加于他的污水肯定不会少。他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正史”对他的评价。应当透过层层迷雾追寻历史的真相。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是被后人推崇引用的名句，常用来说明在文艺创作上刻画人物时，外表好写而内心世界和本质精神却不易写的道理；或者说明要反映事物的本质是不容易的。
本篇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题目为后人所拟。
有人把《史记》誉之为悲剧英雄画廊，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绝代典型，“项羽之死”这个片断便是这部旷世悲剧的最后一幕。“喑叱咤，千人皆废”的英雄死了，留在人间的是历史长河中曾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群山万壑中殷殷不绝的回响，两千年来无数读者掩卷而思、拍案而起的长叹息。
这最后一幕，由垓下之围、东城快战、乌江自刎三场组成，其中包含了楚歌夜警、虞兮悲唱、阴陵失道、东城快战、拒渡赠马、赐头故人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节。司马迁怀着满腔激情，运用史实、传说和想像，传写了项羽的穷途末路，不断丰富、发展了他的性格，让这位英雄死在歌泣言笑之中，取得了可歌可泣的艺术效果。
第一场：垓下之围。大幕刚启，夜空中传来若断若续、如泣如诉的四面楚歌之声，先奏起背景音乐；然后唱出变徵之音的“虞兮”主调：一起便哀音满耳，感人至深。“时不利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结尾三虚字反复唱叹，曼声苍凉。正如《史记评林》引吴贤齐说的那样：“一腔怨愤，万种低徊，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支歌由项羽主唱，美人和之，更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以至这位从不曾流过泪的西楚霸王也不禁“泣数行下”；他的部属更是“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一片呜咽。这里唱出的不仅是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也包含了连所宠爱的美人都无法保护的悲哀；这里流出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英雄犯了错误之后的悲哀的眼泪，也是一位伟大的英雄面对最终失败的忏悔与惭愧的眼泪。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他对音乐的感发作用有着深邃的理解。在《刺客列传》中，他曾用“易水之歌”写荆轲的壮士之别，令“士皆垂泪涕泣”；在《留侯世家》中，他用“鸿鹄之歌”写刘邦晚年不得立如意为太子的痛苦心态，使戚夫人“嘘唏流涕”；而现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他又用“虞兮之歌”作为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序曲，让悲怆的气氛笼罩全篇，把读者引进苍茫辽远、四顾寂寥的境界，噙着泪水一字一字地往下读，一读则欲罢不能。
接下来是第二场——东城快战。当项羽“自度不得脱”之后，连连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与后面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互相呼应，三复斯言；明知必死，意犹未平。钱钟书说：“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管锥编》)“不服气”，正显示了他的平生意气，说明了他自负、自尊而不知自省、自责。快战之前，司马迁设计了阴陵迷道这个极富表现力的细节。田父把他指向绝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是他过去“所过无不残灭”，丧失人心的结果。“田父绐之曰：‘向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人家骗他，指向左边，他便不假思索地驰向左边，表现了他从来不惯骗人，也从来不相信别人敢骗他的直率、粗犷的性格。这里两“左”字独字成句，节奏短促，纸上犹闻其声，显示出当时形势严峻紧张，仿佛那五千骑追兵已从征尘滚滚中风驰雨骤而至，迫促感、速度感、力量感尽蓄笔端。
写阴陵迷道，目的在揭示这位末路英雄丧失人心；写东城溃围、斩将、刈旗，则着意于进一步展开他拔山盖世的意气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此刻，他丝毫不存幸胜突围之心，只图打一个痛快仗给追随他的残部看看，确证他的失败是“天之亡我”。在这位英雄心目中，死，从来就是不可怕的；英名受侮，承认自己失败，那才可怕。要死也死个痛快，死在胜利之中。这种心态，可笑而又可悲。在这场“快战”中，司马迁再一次运用细节描绘，写项羽的拔山之力，不世之威：“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侯……追项王，项王嗔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里，仍用虚笔，集中写他的声音。一呼则汉军披靡，一叱则不仅人惊，连马也吓得后退数里，这是何等的声威力量！他像一尊凛然不可犯的天神，一只被猎犬激怒了的猛虎，须眉毕张，咆哮跳踉，谁也不敢靠近他一步。特别是他“复聚其骑”后，“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何如”二字，写得意，写自负，声口毕见，活活画出项羽豪迈的性格。在这一瞬间，他感受到的只是一种不屈服的自我肯定的甜蜜，哪里还曾意识到自己是千枪万箭追杀的目标！
第三场：乌江自刎。其中写了拒渡、赠马、赐头三个细节。项羽马到乌江，茫茫江水阻绝了去路。悲剧的大幕即将落下，司马迁偏偏在这最后时刻打了一个回旋，为他笔下的英雄形象补上了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设计了“乌江亭长舣船待”这个细节。文如水穷云起，又见峰峦。项羽本来已无路可逃，司马迁却写成他有充分的机会脱逃而偏偏不肯过乌江，好像他不是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死；而是在生与义，苟活幸存与维护尊严之间，从容地作出了选择。江边慷慨陈辞，英雄的形象更加丰满完美。那曾经“泣数行下”的血性男子，临了反而笑了。“项王笑曰”的笑，不是强自矜持，不是凄然苦笑，而是壮士蔑视死亡，镇定安详的笑；显示了他临大难而不苟免的圣者之勇——“知耻近乎勇”。自惭无面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这个细节，展示出他的纯朴、真挚、重义深情。对自己的死，他毫不在意；却不忍爱马被杀，以赠亭长。因为，“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五年来无数胜利的回忆，猛然兜上心头。今昔如此，情何以堪！文章写到这里，实已神完气足，司马迁颊上添毫，再加上把头颅留赠故人这样一个出人意表、千古未闻的细节。“故人”追之、认之，必欲杀之以邀功取赏；项羽却慷慨赐头，“吾为若德”：蝼蚁之微，泰山之高，两两对比，何等鲜明！
项羽终于自刎了，他是站着死的。帝王刘、项，将相萧、曹，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本来无所轩轾。但当我们读完《项羽本纪》，特别是读完“项羽之死”这最后一幕的时候，总不免咨嗟叹息，起坐彷徨，这就见出司马迁传写人物的艺术魅力。在这最后一幕中，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个场次之间的节奏变化，起伏张弛，抑扬徐疾。第一场重在抒情，节奏纡徐，情如悲笳怨笛，以变徵之音形成了呜咽深沉的境界。第二场重在叙事，全用短节奏，进行速度，铁马金戈，声情激越。第三场江畔陈辞，羽声慷慨。“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连用两反诘句，顿挫抑扬，极唱叹之胜。此外，还用了许多形象生动，蕴涵丰富的细节，其中必有不少出于传闻、揣度，但无不使人感到可感可信、人情人理。清刘熙载《艺概》所谓“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钱钟书《管锥编》所谓“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都是赞扬他设计的细节情理兼胜，妙合无垠。虞姬悲歌，乌江拒渡，赠马赐头，一波三折，全凭细节传神，使全篇文字达到雄奇悲壮的美学境界，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在传记文学中，不说绝后，至少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