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咏梅寄情的比兴手法，悼念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同时也激励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诗人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上阕写深冬的梅花横斜傲岸于窗前；并以拟人手法，用一个“笑”字来形容梅花的无尽风采。梅花含笑盛开于“百花”之前，而 “百花”当是指万紫千红的春日。寒梅顶着盛大的春天，但可惜这梅花的笑容难以持久，到了春天就凋零了。诗人在这里，借梅花的开与落这一自然景观，道出了内心的哀思。
艾地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当时在印尼正如日中天，形势一片大好，但没想到情况陡 地发生逆转，眼见就要来临的大好春光反而凋残了，革命之火被扑灭了——但艾地同志的音容笑貌却不断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
下阕，诗人表面上仍是写初春调残的梅花总是会凋残的，要凋残就凋残吧，赏花人何必自寻烦恼，花开花落有它自己的规律，花儿蓄积的芬芳在等待第二年盛开。
除了这表面一层写景外，诗人也在此寄寓了另一层深意。
诗人将自己悲痛的感情作了一个调整，勉励自己与勉励其他同志，不应一 味沉湎于悲哀之中，为愁烦所困扰。该失去的自会失去，但只要不懈奋斗，总会有所得的。并从中升华出一个道理：共产主义战士前 赴后继，是不可能被彻底摧毁的；失败中也有教训，也孕育着成功。我们不应为印尼共产党短暂的挫折而深深忧愁、不能自拔。就像 年复一年蓄积着芬香的梅花一样，他们也正在蓄积着更大的力量，他们终会有得胜的一天。
在全诗最后一句中，诗人引领我们向上升起，让我们心中豁然明亮起来，而不是在悲哀中暗下去；使我们满怀希望，再次充满革命的斗志与豪情。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
这是一首写爱情的词篇，具有鲜明的民间风味，是柳永“俚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词以一个少妇（或妓女）的口吻，抒写她同恋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刻画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妇形象。这首描写闺怨的词在宋元时期曾经广为流传，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歌妓的喜爱。到了元代时，关汉卿更是把它写进了描写柳永与歌妓恋情的杂剧《谢天香》里。
上片，通过艳丽春光和良辰美景来衬托少妇的孤寂之情。开头三句，写春回大地，万紫千红。少妇因此反而增愁添恨。这里暗示出，过去的春天她曾与“薄情”者有过一段火热的恋情生活。次三句，写红日高照，莺歌燕舞，是难得的美景良辰，而她却怕触景伤情，拥衾高卧。接三句，写肌肤消瘦，懒于梳妆打扮。这和《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的精神是一致的，表现出爱情的坚贞不渝。未三句，揭示出这位少妇之所以“倦梳裹”的真正原因：“恨薄情一去，音信无个。”作者在上片用的是一种倒叙手法，不仅总结上片中的三个层次，而且还很自然地引出下面的内心活动和感情的直接抒发。
下片，极写内心的悔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头三句，点明“悔”字，反映出这位少妇的悔恨之情。继之，又用“锁”字与此相衬，烘托出感情的真挚、热烈与性格的泼辣。在特别重视功名利禄的封建社会，一个闺中少妇为了爱情而敢于设想把丈夫“锁”在家里，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反叛行动。这位少妇的举措，可以使人联想到《红楼 梦》中林黛玉对功名利禄，对仕途经济的批判，而且与柳永《鹤冲天》词中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也是一脉相通的。中六句是对理想中的爱情生活的设想和追求。他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吟诗作赋，互相学习，终日形影不离。结尾三句明确责示对青春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首词具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它不仅吸取了民歌的特点，保留了民间词的风味，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没有采取传统的比兴手法，也不运用客观的具体形象来比喻和暗示自己爱情的炽烈与坚贞，而是采取感情的直接抒写和咏叹。词中，感情的奔放热烈带有一种赤裸无遗的色彩，明显地具有一种市民性。这是柳永生活时代都市高度繁荣的客观反映。
从思想上看，这首词明显带有市民意识。这首词的另一特点是语言通俗，口吻自然，纯用白描，这说明柳永在向民间词学习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扩大了“俚词”的创作阵地，丰富了词的内容和词的表现力。以深切的同情，抒写了沦落于社会下层的歌伎们的思想感情，反映了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内心的烦恼与悔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