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的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小澥草堂杂论诗》）他们伤时感乱的情绪，常通过“醉”和“梦”表现出来，像“我有惆怅词，待君醉时说”（李端《九日寄司空文明》），“别后依依寒梦里，共君携手在东田”（《送冷朝阳还上元》），“宿蒲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等等。他们写醉，是因为清醒时感到痛苦而无奈，只有在醉中才会稍微得到解脱。写“梦”，是感到时代动乱，浮生短促，或者想在梦中召回一些因战乱丧失的美好事物，这种心情相当悲哀、细微。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此诗写感时伤乱，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望归之情。此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景抒情，笔法老辣，体现了“大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
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姚鼐《复鲁絜非书》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云：“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如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忽其如悲。”所谓“如叹”“如有思”“如悲”的阴柔这美，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
此词是作者夜宿燕子楼感梦抒怀之作。上片寻梦，以倒叙笔法写惊梦游园，描写了燕子楼小园的无限清幽之景；下片感梦，抒写凭吊燕子楼，登高远眺，直抒感慨。词中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佳人的绵绵情事。全词将景、情、理熔于一炉，传达了一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意境清旷，余味悠然。
这首《永遇乐》是一首清丽脱俗的词，抒发对人生宇宙的思考与感慨。词中状燕子楼小园清幽夜景，抒燕子楼惊梦后萦绕于怀的惆怅之情，言词人由人去楼空而悟得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之理。
上阕写清幽梦境及梦醒后的怅然若失之感。
起三句总写秋夜清景，各以霜、水分喻月、风，并小结以“清景无限”，赏爱之心已溢于言外。首句写月色明亮，皎洁如霜；秋风和畅，清凉如水，把人引入了一个无限清幽的境地。“清景无限”既是对暮秋夜景的描绘，也是词人的心灵得到清景抚慰后的情感抒发。“清”字是核心，盖既有夜风清凉之感，又有超越现实之外的清净之意。
“曲港”三句接写梦境，静中见动，仍是着力刻画“清景”，只是视点相对集中而已。景由大入小，由静变动：曲港跳鱼，圆荷泻露。鱼跳向上，露泻向下，一上一下，错落有致。鱼跳暗点人静，露泻可见夜深。词人以动衬静，使本来就十分寂静的深夜，显得越发安谧了。
“寂寞无人见”一句，含意颇深：园池中跳鱼泻露之景，夜夜可有，终是无人见的时候多；自己偶来，若是无心，虽在眼前，亦不得见。夜深人静之时，人事已歇，自然界却是生机初展，只是这种生机罕为人见，徒形寂寞而已。在梦境中揭示人与自然的矛盾，又以自然之清幽生趣对比人事之无情，则虽云写梦，实是曲写现实。
然鱼跳曲港、露泻圆荷虽也不无声响，终不至于惊动梦境。只是三更时候的铿然鼓声才扰人清梦，使清景顿失。词句转从听觉写夜之幽深、梦之惊断：三更鼓响，秋夜深沉；一片叶落，铿然作声。“紞如”和“铿然”写出了声之清晰，以声点静，更加重加浓了夜之清绝和幽绝。悠然如云的梦境倏地被鼓声叶声惊断，不免感到黯然。
上阕末三句，写梦断后之茫然心情：词人梦醒后，尽管想重新寻梦，但在茫茫夜色之中，显然已经不可能重睹梦中的“清景”了，故把小园行遍，也毫无所见，只有一片茫茫夜色，夜茫茫，心也茫茫。词先写夜景，后述惊梦游园，故梦与夜景，相互辉映，似真似幻，惝恍迷离。“行遍”二字，尤见执着留恋梦境之态。梦境之舒心逍遥与惊梦游园的黯然神伤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趣也从旁得到了昭示。
下阕乃醒后述怀，语意沉郁而超然独悟。
换头三句是实写心境，写在天涯漂泊感到厌倦的游子，想念山中的归路，心中眼中想望故园一直到望断，极言思乡之切。此句带有深沉的身世之感，道出了词人无限的怅惘和感喟。杜甫曾有诗云：“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苏轼此处当是化用杜诗，写登楼后的思家心理。熙宁四年开始，苏轼外任已七阅寒暑，身心极为疲惫，京城故园欲归无期，情绪不免躁急难忍。“望断”二字，尤见其迫切心情。
接下“燕子楼空”三句由自己写到燕子楼的沧桑和佳人盼盼的杳无踪影，由人亡楼空悟得万物本体的瞬息生灭，然后以空灵超宕出之，直抒感慨：人生之梦未醒，只因欢怨之情未断。燕子楼原建何人何时已无考，唐贞元中张尚书镇徐州时曾别筑一新燕子楼以安宠妓盼盼。盼盼妙善歌舞，雅多风态，为感念张尚书深恩，在张去世后，居燕子楼十余年而不改嫁。唐代白居易曾有《燕子楼诗三首序》述其情事，但只言张尚书，未著名，言盼盼而未著姓。旧传张尚书即张建封，盼盼姓关。但清代汪立名撰《白香山年谱》，考为张建封子张愔之事。两说兼陈，并非乱人耳目，只是意在考察史事，尤当慎重也。苏轼叙写有关燕子楼的一段情事，将要眇之情和凄迷之境写得简约而富于理趣，咏写古事而如此超宕，亦用事而传神之典范也。其以示秦观“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并自以为语约事丰，诚非虚妄。张炎、郑文焯亟赏此三句，亦意在抉发用事使典之妙谛。
“古今”三句，由古时的盼盼联系到此时的自己，由盼盼的旧欢新怨，联系到自己的旧欢新怨，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慨叹，表达了作者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这三句是用庄子“吾与汝，其梦未始觉者也”之意。由古代燕子楼中的佳人到此日登楼览感的倦客，再到古今所有的普罗大众，无一不是寄身梦中。这是苏轼人生哲学的一次集中反馈，它渊源于《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人生如梦，惟醒者知其为梦。可惜自以为醒者，其实仍是在做梦，自视为智者的人仍不免为愚者。因而古今之间，并不是梦者与醒者的不同，而只是所梦内容在旧欢新怨上的差异，古今同此一梦而已。不独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日苏轼登楼兴感，仿佛是醒者感叹梦者，将来若有人再相登临，面对黄楼夜景，恐也有醒者对梦者的浩叹。然究其极，亦不过是天地古今一梦者而已。醒者是痛苦的，梦者因其梦而反得逍遥。苏轼从庄子哲学中找到了消解痛苦的良药。“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行香子·清夜无尘》）
结尾二句，从燕子楼想到黄楼，从当日又思及未来。黄楼为苏轼所改建，是黄河决堤洪水退去后的纪念，也是苏轼守徐州政绩的象征。但词人设想后人见黄楼凭吊自己，亦同此日自己见燕子楼思盼盼一样，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无穷感慨，把对历史的咏叹，对现实以至未来的思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挣脱了由政治波折而带来的巨大烦恼，精神获得了解放。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态度不免消极。但在北宋党争频仍，词人迭遭打击的历史条件下，读者是不应苛求古人的。毕竟，超越现实的虚幻慰藉也是古代士人相当普遍的一种精神生存状态。
词人将景、情、理熔于一炉，围绕燕子楼情事而层层生发。景为燕子楼之景，情则是燕子楼惊梦后的缠绵情思，理则是由燕子楼关盼盼情事所生发的“人生如梦如幻”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永恒追问。全词融情入景，情理交融，境界清幽，风格在和婉中不失清旷，用典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幽逸之怀与清幽之境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苏轼造意行文的卓越不凡。
这首词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佳人的绵绵情事，传达了一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词中“燕子楼空”三句，千古传诵，深得后人赞赏。
这又是一篇思妇之词。先说花开有信而人归无期，相比之下，产生了怨恨之情。继而说“又成春瘦”，因伤春而瘦，非只今年、去年、前年，乃至更早，就已是逢春必瘦了，可见伤春之长久而且深沉。其实，致瘦之因，伤春是表面的话，伤离才是真情。每年春天，柳梢青青，而“留”人不住，“柳”徒增恨，顺手折之，以表盼望游子归来之心意，不料三折两折，竟把门前的柳枝都折尽了。
过片，从尤人进而怨天，“天与又情，不与长相守”，这是怨恨老天爷自相矛盾，既使人又情，又不使人相守，又情与相守不能兼得，因而引出离别相思之苦。这里所表达的怨情是更深一层的了。
最后说到排遣愁苦的做法。借酒浇愁的话并未明说，只说“泪痕和酒，沾了双罗袖”，这里面已经包含着“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意思，泪和酒已然混为一体，以罗袖扭之，故而沾湿。当然，这样写来，既是强调，也是夸张，而所表述的情意却是真挚的。
第一首以“金龟换酒”事为中心，追忆与贺知章的情谊。“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宁波府志》：“四明山发自天台，屹峙于郡治之坤隅，上有二百八十峰，绵亘明、越、台三州之境，为三十六洞天之一。”《会稽记》亦载：“县南有四明山，高峰迭云，连岫蔽日。”贺知章家于此，故自号“四明狂客”。“风流”二字，本陆象先语，《旧唐书》卷一九〇引陆氏语云：“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可见李白用“风流”二字，并非仅仅用以形容贺知章的言谈风姿，而且还带有无限的思念之情。始二句点明所忆之人，接下来回忆：“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此二句所言之事已见诗序。“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一言昔，一言今。“昔好杯中物”概括了贺知章一生的嗜好——酒。李白在写这两首诗之后，还有《重忆一首》诗云：“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似乎李白与贺知章情谊的凝聚点就在于“酒”。而贺知章也的确是离不开酒的，前引杜甫《饮中八仙歌》也说明了这一点。“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金龟换酒”，可以说是李白与贺知章交往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这里的“换酒处”与下句的“却忆”是倒装句，本应为：“却忆金龟换酒处”，但诗人为了强调“金龟换酒”事，以突出贺知章那豪爽的性格和对友情的倾心，方作如此安排。今日对酒，诗人难免会想起昔日“长安一相见”的情形，也更不会忘记“金龟换酒”那令人惬意的一幕；尤其是当诗人在今与昔的反复对比与追忆中，其中也不排斥诗人自身的遭际，不能不倍加思念这位曾有知遇之恩的亡友，不能不泪盈满巾。
第二首从贺知章归乡后着笔，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的怀念与悲凄之情。“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贺知章是“请为道士还乡里”，故云“道士迎。二句虽同为遥忆，但前句实写，后句虚拟。“归”、“迎”二字概括了贺知章还乡的整个过程，容量极大。“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贺知章归乡时，皇帝曾下诏，将镜湖剡川一曲赐于他，作为放生池。“为君台沼荣”，即为这一片池塘增添了荣耀和光彩。以上四句平平道来，似无深意，但它却很自然地把读者带回到了当初长安送别的场面，更令人不禁想起李白当时赠行的两首诗：“久辞荣禄遂初衣，曾向长生说息机。真诀自从茅氏得，恩波应阻洞庭归。”（《送贺监归四明应制》）“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贺宾客归越》）完全是一种乐观的、恭贺的态度。对于贺知章来说，这种“辞荣禄”而“遂初衣”的结局，的确是功成身退、荣归乡里。而这正是李白所羡慕、所追求的。但诗人感情一转：“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可以想象，如果贺知章还在世的话，此时二人的相聚，应该是怎样的情形。“荷花生”不仅点明了此行的季节，而且还带有无限的情韵，尤其是“空有”二字，更准确地传达出了诗人那深深的思念之情。睹物思人，对酒怀人，往事历历在目，然而“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如幻似梦般的往事，空余故宅的现实，不仅有睹物思人、对酒怀人之念，也更有萧条异代、物是人非之感，这一切，不能不令人落泪沾巾、凄然伤情。
这两首诗在艺术上主要采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随着镜头的一再转换，展现出诗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心绪。第一首前四句着重对昔日的追忆，但后四句却是在今——昔、今——昔的反复重迭之中，来加强感情的抒发。第二首前四句言昔，后四句言今，同样是在对比之中展示出诗人那极不平静的心绪。这一手法的运用，无疑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明代诗论家陆时雍本着“绝去形容，独标真素”（《诗镜总论》）的论诗宗旨，对唐代五言古诗，包括杜甫在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唯独李白颇得赞许。他在《诗镜总论》中说：“观五言古于唐，此犹求二代之瑚琏于汉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远，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变，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以巧绘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饰之，五不得也；古人气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简，而唐以好尽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盘礴，而唐以径出之，八不得也。虽以子美雄材，亦踣踬于此而不得进矣。庶几者其太白乎?意远寄而不迫，体安雅而不烦，言简要而有归，局卷舒而自得。离合变化，有阮籍之遗踪；寄托深长，有汉魏之委致。”陆氏的见解未免过于偏激，但李白的《对酒忆贺监》这一类诗，的确具有上述特征，从而带有“绝去旧形容，独标真素”的显著特点。首先，当时律诗已相当成熟，但李白却仍采用古诗的形式，这正是为了更贴切地表现他那种朴素、纯真而又自然的情感，诗歌的本身，已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不事雕凿，毫无惊人之句，一切平平道来，然而其中蕴含的情韵和诗人内心的凄楚，却十分深沉饱满。这大概就是陆时雍所说的“深情浅趣，深则情，浅则趣”（《诗镜总论》）的道理。从诗歌审美角度来说，这也正是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准则。
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