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