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惜春伤春，留春送春，词中常调。这首“送春”词却别具一份女词人的巧思妙想与慧心深情。
上片化景物为情思，纯从“楼外垂杨”着笔。从风飘柳絮的景象看，词中所写，当是暮春烟柳，而非细叶新裁的仲春嫩柳，这样方与送春之旨吻合。杨柳依依的形象和折柳送别的风习使人们从柳条想到送别，原很自然；但从“垂杨千万缕”想到它“欲系青春”，却是女词人的独特感受。从“送”到“系”，虽只在一转换之间，却包含了想象的跨越飞跃，进一步写出了柳的缱绻多情。那千万缕随风荡漾的柳丝，像是千万缕柔曼的情思，力图挽住春天。然而“少住春还去”，春毕竟是留不住的。他人至此，不过叹息伤感而已，词人却从随风飘荡的柳絮生出“随春且看归何处”的奇思妙想。柳絮的形象，在诗词中或状撩乱春愁，或状漂荡无依，即使联想到“送”，也只有“飞絮送春归”（蔡伸《朝中措》）一类想象。朱淑真却以女词人特有的灵心慧性和缠绵执着，将它想象成一直深情地追随着春天，想看一看春究竟归于何处。由“系”到“随”，进一步写出了柳对春天的无限依恋和无尽追踪。
下片从“春归”生出，转从送春的词人方面着笔。“绿满山川”正是暮春之景。这一望碧绿之中正含有落花飞絮狼藉的伤感记忆，更何况耳畔又时时传来象征着春归的杜鹃鸟凄伤的呜叫声。目接耳闻，无非芳春消逝的景象即便是无情人，恐怕也要为之愁苦不已。“便作”句先从反面假设，“莫也”句则故用摇曳不定之语从正面渲染愁苦，愈觉情怀酸楚。写到这里，方才引出这位满怀愁情的女主人公。“系春”不住，“随春”难往，唯有“送春”：“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这两句似从欧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化出，但独具神韵。在词人感觉中，这即将离去的春天，像是怀着无限别离的惆怅与感伤，悄然无语，与伤春的词人默然相对。时近黄昏，又下起了潇潇细雨。这“潇潇雨”，像是春天告别的细语，又像是春天归去的叹息。而女主公情怀的黯淡、孤寂也从中隐隐传出。妙在“不语”与“潇潇雨”之间存在着一种似有若无的对应与联系，使读者感到这悄然飘洒的“雨”仿佛是一种不语之“语”。这一境界空晨。极富象外之致的结语使词在巧思妙想之外更多了一份悠远的情致。
全词通过描写外缕垂杨、飞絮缱绻、杜鹃哀鸣、春雨潇潇，构成一副凄婉缠绵的画面，一个多愁善感，把酒送春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活现在这幅画面中，词句清丽，意境深远。
词之开篇，刘过便直抒胸臆。“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着身何处。”词人认为能理解自己心中抱负的知音太少，天地虽大，却没有英雄豪士的立身之地。朝廷偏安江左，作为主战派一员的刘过“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却始终未得重用，他甚至曾上书宰相，向其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却从未被采纳。作为一名有血性的爱国志士，抱负无处施展，理想无法实现，前两句大气磅礴的语势之下，是词人无尽的苍凉和无奈。
“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作者感慨，年华已逝，岁月渐老，如果真要等到“功成”才肯“身退”，那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归隐。这两句词人直接倾诉，读之甚为苦涩。在文恬武嬉的南宋王朝，主和派手握重权，主战派处处被压制，刘过想要举兵北伐，建功立业实为不易。
接着，词人开始就“着身何处”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表达其归隐江湖的理想。“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这三句，词人通过想象，抒发自己的感情。作者提到景色壮丽的多景楼和垂虹亭，想象在秋雨中醉眠的乐趣，实际上寄托的是他对归隐生活的渴望，景虚而情实。
词人一直以建功立业为人生目标，最终却枉费十年辛苦。入仕做官，手握实权是举兵恢复中原的第一步，作者胸怀恢复之志，多年努力，却仍未获得一官半职。如今，年事渐高，所以心生幽怨和感慨。十年辛苦之所以被“枉费”，实是因为他不得赏识，报国无门。
“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作者在此开始解释他报国无门、立身无处的原因。之所以“十年枉费辛苦”，未求得一官半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华，不能向皇帝呈辞献赋，也不是因为他不能上书北阙，陈述治国安邦的方略，而是因为皇帝不肯赏识、重用他。词人虽然非常积极努力，却奈何“天未许”，最终只“赢得衣裾尘土”，其落魄失意的窘态令人备感心酸。此处语言犀利，怨意颇深。
词人与辛弃疾相聚之时，追欢卖笑；离别之际，不提友情，不言世事，只谈相聚时的美好；“白璧”三句足见二人交情之深。最后，作者用张翰之事来表明其归隐之意。“莼鲈江上，浩然明日归去。”在说尽满腹悲愤牢骚之后，作者提出了别后归隐的意愿。整首词如此结束，主旨严明，辞意俱尽，似水到而渠成。
临别之时，面对友人，人称“天下奇男子”的刘过自述生平抱负，感叹怀才不遇，倾吐满腹悲愤。整首词慷慨激昂，风格粗犷，狂逸之中又饶有俊致，感染力极强。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岁月无几，屈指可数，而大明版图自北到南消歇殆尽。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三年（1664），清王朝消灭了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政权和各地的抗清斗争，一统天下。这二十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过是一刹那。但立国二百七十多年的明王朝居然迅速覆灭，真正是憾事、恨事、伤心事。“便几个”二句，慨叹在江山变色、民族头争尖锐激烈的年代里，能够发扬民族正气，坚持忠义大节的冰清玉洁的志士，实在太少了。“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赵信城在今外蒙古真颜山。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追赶单于到达这里，“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李陵台在今山西大同城北五百里。据《大同府志》，相传李陵不得南归，登临此地以望汉。这里用赵信城、李陵台泛指边关。它们曾经是追歼敌人的凯旋处，或者是追思故国的望乡地，现在传来的是幽幽羌调，呜呜胡笳。“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凄惨的曲调，寄托着亡国之痛，沦落之苦。
过片“汉宫露，梁园雪”云云，以古喻今。汉一武帝曾在长安建章宫内建造高二十丈的铜柱，上有仙人，手捧承露盘，梁园故址在今开封东南，为汉代梁孝五所筑的名园。它们是汉家文明的代表。“露”与“雪”，既是景物，又有露易消，雪易化的含义。“黄图消歇”，附丽之物焉能独存？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当代的政治变迁：“双龙逝，一鸿灭”。“双龙”指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唐王立号隆武，顺治三年（1646）在汀州遇害。桂王立号永历，康熙元年（1662）在昆明殉难。称“双龙”，因为他们建元立号，自为南明一代皇帝。“一鸿”指鲁王朱以海，曾为“监国”，与永历同年死于金门。鲁王在抗清战斗中，经常漂泊浙江、福建海上，故贴切地称之为“鸿”。“黄图消歇”，君王逝去，但自己作为忠臣义士，豪气未消，即使成为“逋臣”——逃亡之世，依然怒击唾壶，壮心未已。据《晋书·王敦传》，王敦酒后往往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其人不足道，但他的这一举动为后人所称扬，此事也就成为有名的典故，其意义在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则是“壮心不已”的形象体现，又是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翻换。世俗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为食中珍品，“白凤之膏，丹豹之髓”尤为贵重。眦饮，裂眦而饮，意为痛恨之极。“气吞”、“眦饮”二句，淡化了岳飞原句中原始的复仇色彩，较为雅驯。结句“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捧日心，即忠心。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有“霄汉长悬捧日心”之句。初读之，或觉此处是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同义反复，但细细体察，二词仍然有别。岳飞之“朝天阙”，义为拜见当今天子，张词之“诉金阙”，意为向逝去的帝王表述忠心。“金阙”，也可指天帝居处。张煌言作此词时，南明君主已无存者，故金阙决不会指现实世界中的帝王居处。由此可见，这首词的结尾比岳飞原作要低沉。岳飞之时，虽中原沦丧，而南宋还有半壁江山存在。张煌言晚岁，中华大地已尽入清人掌握。其词之低回沉痛。盖时势使然。
孙竞称周紫芝的《竹坡词》“清丽婉曲”。这首《鹧鸪天》可以安得上这个评语。词中以今昔对比、悲喜交杂、委婉曲折而又缠绵含蓄的手法写雨夜怀人的别情。上片首两句写室内一灯荧荧，灯油将尽而灯光转为暗红，虽说是乍凉天气未寒时，但那凄清的气氛已充溢在画屏帏幕之间。这里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感觉，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此系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满满，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受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受更富感染力量。所谓“满满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满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感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心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满满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忆，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然是音响，不过这是回忆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忆中的欢乐之音与上片离别后的凄凉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鲜明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转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眼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人心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以后，经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记忆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满千声皆是恨”的情况下，即使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转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化，以悬念方式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小序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重逢，本为久别再见，应该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转折词意，把惊喜怀疑的神情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映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寻常。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转折，有感情起伏。
两者相比，这首词所采用的手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法，做到委婉曲折而又含蓄深沉，确乎从小晏词变化而来。特别是末尾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转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