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运用象征手法，极力渲染一种险恶疯狂、怵目惊心的自然景象氛围，含蓄隐微地表达了诗人对时政混乱、士人无节的幽愤和哀伤。清人何焯据诗中“是时鹑火中”二句时间线索，运用历法推算出此诗是公元254年（嘉平六年）针对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为齐王而立高贵乡公曹髦一事而发，当属可信。
诗的前十句描写自然景象，象征一场大乱来临的政治气氛。“蓬池”是战国时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北的沼泽地。“大梁”则是以战国魏都隐指曹魏首都洛阳。诗人在蓬池旁边徘徊不安，频频回首眺望魏都。他看到了碧绿的江河之水忽然扬起洪波巨浪；空旷的郊野衰草连天，茫茫无垠；草地上，野兽疯狂追逐，纵横奔驰；天空中，禽鸟追随同伙，成群飞翔。“鹑火星”，是二十八宿中的柳、星、张三星，它的位置已移到南方正中，说明时当九十月之水。“日月相望”指十五日，说明这时正是九月十五。深秋肃杀，北风猛烈呼啸，天气凛冽严寒，大地上已开始结霜。诗人渲染这种惊恐、混乱的景象，其实正是政局大变乱的一种象征。“鹑火中”用《左传·僖公五年》晋灭虢国时“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的亡国典故，“日月相望”则具体透露了日期。故何焯以夏历推算，恰与司马师废曹芳的日月相符。可见，诗中写洪波、旷野，象征大乱降临，魏宣式微；写鸟兽驰翔，象征群小趋附奉迎，奔竞驰鹜；写朔风微霜，象征司马师勒兵逼宫的肆暴冷酷。
“羁旅”以下六句，抒发了诗人对这场变乱的感情态度。诗人寄迹在外，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朋伴侣，面对此种混乱局面深感孤掌难鸣，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只能独自俯仰忧虑，心怀哀伤。但他却从这次事变中看清了小人君子的不同态度：小人因计较利害得失，只能对奸佞权臣降心相从，趋炎附势；而君子则能守正不阿，遵循常道行事。这里的“小人”，当指支持司马师联名上表太后请废曹芳的一伙，如司徒高柔、司空郑冲、大鸿胪郭芝、尚书傅嘏、河南尹王肃以及钟会、贾充之流。而“君子”，或系指当年反对司马师的李丰、夏侯玄和翌年正月兴义师的毋丘俭、文钦等人。结尾二句表明，君子可能因为不苟于乱世而始终不得志，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自己感到惋惜；有感于此，就写下此诗，使“后之诵者考岁月于我之世，则可见矣。”（陈沆《诗比兴笺》）“君子”也应包括诗人自己。
此诗的含蓄隐微，不仅表现在善于以自然气候的氛围来象征隐喻政局的变乱，而且表现在其他种种方面。例如故意将时空转移到遥远的战国大梁，给人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假象；“鹑火”二句虽暗点时间线索，但却巧妙地借用《左传》典故加以掩护；“君子”“小人”的褒贬似乎太露，但又不过是引用《荀子·天论》中“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成句。诗人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虽不一定如王夫之断言“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但至少在当时实行恐怖高压政策的司马氏集团眼中，是不易引起怀疑和抓住把柄的。但尽管如此，全诗却仍然感情奔放激越，语调苍凉悲怆，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可谓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余烈。含蓄和慷慨并存于一诗之中，足见诗人高超的笔力。
这首诗运用象征手法，极力渲染一种险恶疯狂、怵目惊心的自然景象氛围，含蓄隐微地表达了诗人对时政混乱、士人无节的幽愤和哀伤。清人何焯据诗中“是时鹑火中”二句时间线索，运用历法推算出此诗是公元254年（嘉平六年）针对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为齐王而立高贵乡公曹髦一事而发，当属可信。
诗的前十句描写自然景象，象征一场大乱来临的政治气氛。“蓬池”是战国时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北的沼泽地。“大梁”则是以战国魏都隐指曹魏首都洛阳。诗人在蓬池旁边徘徊不安，频频回首眺望魏都。他看到了碧绿的江河之水忽然扬起洪波巨浪；空旷的郊野衰草连天，茫茫无垠；草地上，野兽疯狂追逐，纵横奔驰；天空中，禽鸟追随同伙，成群飞翔。“鹑火星”，是二十八宿中的柳、星、张三星，它的位置已移到南方正中，说明时当九十月之交。“日月相望”指十五日，说明这时正是九月十五。深秋肃杀，北风猛烈呼啸，天气凛冽严寒，大地上已开始结霜。诗人渲染这种惊恐、混乱的景象，其实正是政局大变乱的一种象征。“鹑火中”用《左传·僖公五年》晋灭虢国时“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的亡国典故，“日月相望”则具体透露了日期。故何焯以夏历推算，恰与司马师废曹芳的日月相符。可见，诗中写洪波、旷野，象征大乱降临，魏宣式微；写鸟兽驰翔，象征群小趋附奉迎，奔竞驰鹜；写朔风微霜，象征司马师勒兵逼宫的肆暴冷酷。
“羁旅”以下六句，抒发了诗人对这场变乱的感情态度。诗人寄迹在外，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朋伴侣，面对此种混乱局面深感孤掌难鸣，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只能独自俯仰忧虑，心怀哀伤。但他却从这次事变中看清了小人君子的不同态度：小人因计较利害得失，只能对奸佞权臣降心相从，趋炎附势；而君子则能守正不阿，遵循常道行事。这里的“小人”，当指支持司马师联名上表太后请废曹芳的一伙，如司徒高柔、司空郑冲、大鸿胪郭芝、尚书傅嘏、河南尹王肃以及钟会、贾充之流。而“君子”，或系指当年反对司马师的李丰、夏侯玄和翌年正月兴义师的毋丘俭、文钦等人。结尾二句表明，君子可能因为不苟于乱世而始终不得志，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自己感到惋惜；有感于此，就写下此诗，使“后之诵者考岁月于我之世，则可见矣。”（陈沆《诗比兴笺》）“君子”也应包括诗人自己。
此诗的含蓄隐微，不仅表现在善于以自然气候的氛围来象征隐喻政局的变乱，而且表现在其他种种方面。例如故意将时空转移到遥远的战国大梁，给人以发思古之幽情的假象；“鹑火”二句虽暗点时间线索，但却巧妙地借用《左传》典故加以掩护；“君子”“小人”的褒贬似乎太露，但又不过是引用《荀子·天论》中“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成句。诗人如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虽不一定如王夫之断言“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但至少在当时实行恐怖高压政策的司马氏集团眼中，是不易引起怀疑和抓住把柄的。但尽管如此，全诗却仍然感情奔放激越，语调苍凉悲怆，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可谓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余烈。含蓄和慷慨并存于一诗之中，足见诗人高超的笔力。
词篇由描写词人的自我形象开头。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描摹西湖的美景，可是“一春”“长费”“日日”“醉”等词语却传达了作者对西湖的无比留恋：“玉骢”两句写马，然而马的“惯识”是由于人的常来，马的“骄嘶”是由于人的惬意，所以三、四句是借马写人，再因人写湖，最后达到了人与境、情与景的高度融合。总之，开头四句是用作者浓烈的情绪感染读者，使人对西湖产生“未睹心先醉”式的向往，因此下文描写的游湖盛况，也就预先被蒙上了一层美的面纱。再说，词人、玉骢、酒楼都是西湖游乐图的组成部分，因之这四句所表现的词人情致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并使词篇“起处自然馨逸”（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
“红杏”以下四句是游乐图的主体。这里仅仅二十余字，可是所含的信息量是极丰富的：有繁盛的红杏，浓密的绿柳，如云的丽人；有抑扬的箫鼓，晃荡的秋千，漂亮的簪花；有氤氲的香气，和暖的春风。——作者抓住了西湖游春的热点，浓墨渲染，为读者提供了再造想象的最佳契机，词人旺盛的游兴，也借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画船”两句为暮归图，是游乐的尾声。在这里，作者把“春”写成有形有质、可取可载的物事，不仅使词句贴切生动，也写出了西湖春天的特色：春在游舟中。“馀情付湖水湖烟”，在热闹浓烈之后补充幽悄淡远，在载春归去的满足之后补充馀情，表现的是西湖的另一面目和作者游兴中高雅的一面。人去湖空，论理词篇也该收尾了。不料作者别出心裁，反以来日之事相期，收得别致而又耐人寻味，也更加突出了当日之尽兴欢乐。“重扶残醉”是说前一日醉得很深，隔日余醉尚不解。不过到底是酒醉呢，还是景醉呢，还是情醉呢，还是三者兼而有之，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一句的原文作“明日再携残酒”，是一个尚未解褐的太学生清寒潇洒、忘情山水的性格的反映，未必不工，只是没有高宗那种皇帝派头就是了。
这首词受前人喜爱，还有一个原因是词风香艳绮丽，情致浓而近雅。在我国文学史上，词，很长一个阶段是作为歌馆酒筵间的佐料而存在的。因此旧日的词人们，对于香丽流美型的词风就有着特殊的偏爱。
这首词的结构也颇别致，归纳言之，大约有三个特点：一、完整。从概说醉心西湖叙起，次写玉骢近湖，继写全天游况，再写画船归去，终以来日预期，可谓严密得滴水不漏。二、分片。根据填词的通常规矩，前后两片总应有个分工。《古今词论》引毛稚黄的话说：“前半泛写，后半专叙，盖宋词人多此法。”但是这首词上下两片的意思是成一个整体的，过片的地方不仅没有大的转折，反而同前半阕的后两句结合得更紧。三、照应。比如：“日日醉湖边”之与“明日重扶残醉”，“玉骢”之与“画船”，“西湖路”之与“陌上”，“花压鬓云偏”之与“花钿”等等。这种结构形式的选用，使得词中所描绘的西湖游乐图更加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了。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