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性爱好登山临水,对祖国山河具有浓厚的兴致。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更加纵情于山水之间,以领略人生的另一种乐趣。这组七律,即既写其游山玩水之乐,又抒其心中感慨。
第一首前二联诗人的万端感慨已涌现于笔端了。诗人到杭州任,至此时已届三年。三年来,虽与知州陈述古唱酬往还,交谊颇深,但仍遭人排挤,故曰:“推挤不去已三年”。仕途既艰,则该稍敛锋芒
熙宁初,因为诗人数次上书论新法不便于民,退而亦多与宾客讥诮时政,其表兄文同就极不以为然,故在他出为杭州通判时,就有《送行诗》相赠:“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可是诗人不听,继续不断作诗讥刺新政,诸如《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诗人自己也觉得好笑:这就怪不得连那鱼鸟也要嘲笑我的顽固不化了。首联诗人慨叹自己实在过于“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见《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便也怨不得自己不能“放归江北路”了。诗人杭州之任,虽属自愿请行,但也形同放逐(那是由于政敌的攻击,不使安于朝廷),因道:放逐南来,既未蒙赐环,我也就乐得任性逍遥,这可是天教我“看尽浙西山”了。浙西这一带是山明水秀之区,真够诗人尽兴游赏的了。颔联在达观之言的后面,强抑着内心的愤懑。
诗人为首,一行三人,迤逦而行,尽管感慨丛生,然而去游寺,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故而下面二联便转笔写同游者,写他自己随兴赋诗的心情。
尚书,用毛玠典故。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故曹操尝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处士——唐末诗人方干,终身不仕,隐居于会稽鉴湖之滨,以渔钓为乐,时号“逸士”。颈联先赞美县令毛国华是有清风亮节的毛尚书之后,又将县尉方武比作“风流水石间”的处士方干。同游者既都是清流雅望之士,诗人自然觉得十分难得:“一笑相逢那易得”,由不得他不兴致勃勃起来。诗人兴来必要赋诗,又自以为“数诗狂语不须删”——这几句诗乃我率真狂放的本色之言,不必过于认真,推敲删改。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这首《虞美人》是一首寄给友人的词作,上片写景,借萧瑟秋色、分飞双燕暗喻别离之苦。下片抒情,用陆凯赠梅典故,表达彼此的深情厚谊和渴望相见的迫切心情。全词借景寓情,情感真挚深厚,格调悲凉深沉,语言清婉雅丽。
上片写日暮登楼所见。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两句写日暮登台所见,境界宏大。“芙蓉”三句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苍茫的画卷,由下及上,先由细处着笔。“芙蓉落尽”点明时节,暗示衰败孤寂之意。“天涵水”是登高眺望所见之景,暮色将至,水面上腾起浓浓的雾气,远远望去,水天一色,苍茫一片。“沧波起”点出寒意,冬季傍晚时分,波涛涌动,带来阵阵寒气。这两旬重在写天地之广,暗含人世沧桑的慨叹。
“背飞双燕贴云寒”,视角由平远而移向高远;正当独立苍茫、黯然凝望之际,却又见一对燕子,相背向云边飞去。 “背飞双燕”尤言“劳燕分飞”。《玉台新咏》卷九《东飞伯劳歌》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织女时相见。”后即用来称朋友离别。“贴云寒”,状飞行之高;高处生寒,由联想而得。着一“寒”字,又从视感而转化为一种心理感受,暗示着离别的悲凉况味。“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是补叙之笔,交代前面所写,都是小楼东畔倚栏所见。把宏阔高远的视线收聚到一点,对准楼中倚栏怅望之人。“独”字轻轻点出,既写倚栏眺景者为独自一人,又透露出触景而生的孤独惆怅之感。
下片直抒念远怀远之情。“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两句是说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岁暮,雪满京城,寂寥寡欢,唯有借酒遣日而已。“雪满长安”既点时地,又渲染出一派冷寂的气氛,雪夜把盏,却少对酌之人,岁暮怀人的孤凄心境可想而知。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这两句从对方着笔,心有同感,友情的思念彼此相似:我之思彼,亦如彼海内存知己之思我,想象老朋友也天天登高望远,思念着我;即使道远雪阻,他也一定会给我寄赠一枝江南报春的早梅。这是用南朝宋陆凯折梅题诗以寄范晔的故事。这一枝明艳的“江南春色”,定会给“雪满长安”的友人带来亲切的问候和友情的温暖。这是用典,却又切合作者当年与友人置酒相别的一段情事。折梅相赠这一典故,在这里具有普遍与特殊的双层含义,用典如此,可谓表里俱化了。
全词构思精巧,首尾呼应,善于借景传情。
这首词是建炎年间,作者避难江南,舟行长江时所写。上片从船上所见,引出对承平时期即“靖康之难”以前隐居生活的回忆,暗寓时移世变、身世飘零之感。下片直陈时事,痛心“妖氛未扫”,敌寇猖獗,英雄无觅,报国无路,只能“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洒江天。全篇即景抒情,间以叙事和义论,声情悲苦,忧时伤乱,表达了词人对国事的关切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词的上片写去国离乡之感。词开篇即展现了一幅开阔的画面:千里波涛,云水茫茫,词人放舟于江面上。但美丽的江南山水只赢得词人“略为留顾”,这暗示了曾迷恋山水的词人此时已无心陶醉于这烟云环绕的吴越山水。放船长江,顺流东下时,除了略顾江苏南部诸山之外,就只看到滚滚江水和片片白云了。三、四两句“云屯水府,涛随神女”和“涛屯水府,云随神女”一样,是互文合指,形容长江之上云聚涛涌的景象。
诗人面对长江的壮丽景色,不禁产生感慨,故紧接前六句说:“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壮心偏感,年华将暮”。诗人从洛阳逃难到南方,所以自称“北客”。自己有报国壮志,但是报国无路,年龄却又一天一天老了。这怎能不使人感慨呢。其实,这还不仅是感慨,它还包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正因为对现实不满,自然会怀念过去的岁月,怀念过去的人和事,面对青山绿水,词人想到往昔繁华的洛阳,回忆起曾游乐于山水间的“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他们是有时代特征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他们自身,同时又无疑是词人过去记忆的象征。“旧隐”“故友”,定是让词人感慨万分。靖康之变前那疏狂自放于山水间的生活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且一去不复返。词人不禁长叹“南柯梦、遽如许”。时光流逝给人带来的苍老与无奈已是人生中很痛苦的事情了,何况生逢乱世,国将亡的悲痛,这岂止是韶华已逝、壮志不再的悲哀。
下文由一“念”字领起,将生活镜头拉回到作者早年在洛阳隐居的时代。伊、嵩,指洛阳附近的伊阙、嵩山,这里代指洛阳一带。巢、由,指唐尧时的著名隐士许由、巢父,这里代指作者在洛阳隐居时的朋友。词人早年敦品励行,不求仕进。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前,朝廷曾征召他到京城,拟授以学官,他坚辞不就,自我表白说:“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非所愿也。”(《宋史·文苑传》)他满足于诗酒清狂,徜徉山水的隐逸生活:“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这就很形象地描绘了他疏狂懒漫,傲视王侯,不求爵禄,不受羁绊的性格。现在当他身遭丧乱,落拓南逃的时候,回忆起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南柯一梦。真是“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朱敦儒《临江仙》)梦醒得如此快,觉来无处追寻。他对过去隐逸生活的向往,其意义不在隐逸生活本身,而在于他的隐逸生活带有时代特色。封建时代,文人要隐居,必须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朱敦儒隐居伊、嵩时,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尽管是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但毕竟还能保住中原,人民生活基本安定,比朱敦儒写作这首词的时候所过的流离转徙生活要好得多。所以朱敦儒对过去隐居伊、嵩生活的怀念,其实质是希望赶走金兵,恢复中原,回到以前的那个时代去,是爱国家、爱民族的表现。
全词直抒胸臆,词情激越,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合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安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