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词是一首离情词。当是托为妓女送别情之作。送者有意，而别者无情，从送者的角度来写，写尽其痴人痴情。
“留人不住”四个字将送者、行者双方不同的情态描绘了出来：一个是再三挽留，一个是去意已决，毫无留恋之情。“醉解兰舟去”，恋人喝醉了，一解开船缆就决绝地走了。“留”而“不住”，又为末两句的怨语做了铺垫。
“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二句紧承“醉解兰舟去”，写的是春晨江景，也是女子揣想情人一路上所经的风光。江中是碧绿的春水，江上有婉转的莺歌，是那样的宜人。当然，景色的美好只是女子的想象，或许更是她的期望，即使他决然地离开了她，她也仍旧希望自己的情人在路上有美景相伴，可见痴情至深。“过尽”两个字，暗示女子与恋人天各一方的事实，含蓄透露出她的忧伤。
“碧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情人已经走了很久，不见踪影，但女子依旧站在那里。堤边杨柳青青，枝叶茂盛繁多，千丝万缕，依依有情，它们与女子一起伫立于碧口，安静凝望远方。古人有折柳枝送别的习俗，所以“枝枝叶叶”含有离情的意思，此处即借杨柳的枝叶来暗示女子黯然的离情。
“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所表达的感情非常激烈。女子负气道：“以后你不必给我寄信了，反正我们之间那犹如一场春梦的欢会没有留下任何凭证，你的心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画楼云雨”四个字道出了女子与男子曾经的美好过往，只可惜男子决然绝情。相守的期盼落空之后，她只有怀着无限的怨恨选择放弃，从特意提及“锦书”可知，女子内心并不想如此决绝，只是无可奈何罢了。
这首词在技巧上运用了很多对比方法：一个苦苦挽留，一个“醉解兰舟”；一个“一棹碧涛”、晓莺轻啼，一个独立津碧、满怀离情；一个意浅，一个情深，让人一目了然。在结构上，亦是先含情脉脉，后决绝断念。结尾二句虽似负气怨恨，但正因为爱得执著，才会有如此烦恼，所以更能反衬出词人的一片痴情。总之，此词刻画细腻，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一个女子痴中含怨的微妙心理。
这首《凉州词》与其说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莫不如说更具有史料价值。从诗中“沙州”、“凉州”等地名可以推断，反映的是中唐河湟(今青海)一带的战事。此地本是吐谷浑领地，后来因闹内哄，国王被部下杀死，唐朝一度降服了那里的军队。但凶悍的吐蕃不断侵扰，经过多年的战争，便把这片土地争夺过去。
公元851年一天的夜里，沙州的节度使(又称都护)张义潮乘吐蕃的内乱，率领当地的蕃兵(为唐朝守边的少数民族士兵)一举夺取了凉州，收回了被吐蕃占领的属地，这便是诗中头两句：“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第三句的“黄河九曲今归汉”，颇有自豪的味道，流过九十九道弯的、绵延数千里的黄河终于又回到唐朝(唐代诗人多以“汉”代“唐”)，可是第四句便转出了悲凉：“塞外纵横战血流!”战乱并没有因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而终止，人民依然在流血。这句是指吐蕃内部的纷争，论恐热发动叛乱长达二十余年，据《通鉴》所载：“所过残灭，尸相枕籍”，“杀其壮丁……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由此看来，诗人为祖国军队收复失地而产生的喜悦之情，又为吐蕃人民深受内乱之苦而冲淡。这悲喜情感的起伏，使这首小诗的主题从爱国主义的层次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领域。诗人是爱国的，但他更呼吁把和平和安宁还给各族人民！
这首诗，是反映张义潮收复凉州、吐蕃内乱史实的唯一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