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陈情,犹陈诉衷情。友人,按此诗陈述:“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知此“友人”当为李白的近邻。诗又云:“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由而可见,李白所向陈情的这位友人,其当时在兖州一带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名流或知名文士。想必开始两人友情甚笃,过从甚密,然突遭变故,中途见弃,交道不终。感情的破裂,李白为此陈忧积恨,但一如既往,对友情坚忠不渝,并在诗中索性挑明此中曲折,坦率、诚挚地表白自己的初衷,希望言归于好。诗又云:“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由而揣知,李白作此诗后,旋即去往徂徕山之“竹溪”。
在具体表达上,诗人着意于感情的形象化与情感之具体刻画。这主要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季札“挂剑”的故事,发生在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54年)春天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当中,都对这次活动有所记录。“归生荐夷吾”的故事见于《史记·管晏列传》。诗人说管仲一举为齐国之相,位置青云之上,此全靠好友归叔牙所荐,且赞二人交道之高尚。李白用季札挂剑和归叔牙荐管仲的典故是为了说明交友之道,亦以此向友人表明心迹。在这友道的标准的基础上,诗人盛赞友人的道德文章,并描述了共井为邻的生活情景。可惜友谊好景不长,中道见弃,因此诗人深感“英豪未豹变,自古多艰辛”,“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即使如此,诗人仍然执着于友谊与友道,“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但事实上言归于好已不可能了。思念至此,“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并发出“愿假东壁辉,馀光照贫女”之叹,忧恨交积,语极悲怆。
诗写梅道士邀饮过程,抒发隐逸情趣。诗人以隐士身份而宴于梅道士山房,因而借用了“金灶”、“仙桃”、“驻颜”、“流霞”等仙道术语和运用“青鸟”、“赤松子”等典故,描述了道士山房的景物,赋予游仙韵味,流露了向道之意。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