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自金陵移舟东下沿江所见及夜深梦醒之哀绪;下片写词人面对北固山感事伤时、忧国如焚之壮烈情怀。此词赋陈其事,从行船出发开始,一路逶迤写来,渐入佳境,曲折委婉与顿宕豪放处,疏密相间,美不胜收,其美学魅力来自作者对心灵的真实描摹。在思想上,这首词则继承南宋词人的传统,借写景咏爱国情怀,表达对时事的悲愤。
词在起调处,以“泊秦淮雨霁”一句把读者引入词境。欲写江行,却写泊舟未写北固,先写秦淮。此句前,供人想象的是雨中秦淮河上的旖旎风光;此句后,立即以“又镫火,送归船”二句转入江行的画面,而句中的“灯火”两字则点出词题中的“晚”。下面更以一个表示时间的“正”字领起六句景语,把此时进入视野的岸边景与江上景、天空景与地面景、远景与近景、动景与静景,尽收入词篇之中。
此六句词,即眼前景色,融入杜甫诗“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及姜夔词“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淮左名都》)诸句意境,构成一卷景象万千的秋江夜行图。六句中,初曰“云昏”,继曰“星垂”,再曰“暝色浮天”,加之以“夜潮骤起”“月影荡江”对江上的夜景句句点染,层层勾勒,境界因之全出。而在物象的组合上,在丛树与幕云间着一“拥”字,在繁星与平野间着一“垂”字,在瞑色与长天间着一“浮”字,在月影与大江间着一“荡”字,也都是托出境界的点睛之笔。其“晕波心”句中的一个“圆”字,更被陈廷焯在《词则·大雅集》中赞为“警绝”。歇拍“梦醒”两句则从写舟外所见转而写舟内所闻,以“楚些(《楚辞》中《招魂》句尾语助用“些”不用“兮”,洪兴祖补注云:“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哀弦”显示入耳的音调之悲凉,对下片感时事而兴悲的愈转愈沉痛的词情,起了引发和过渡作用。
换头两句中,“婵娟”与上片中的“月影”相呼应,“愁眠”与上片中的“梦醒”相承接。此两句融合了上述姜夔“冷月无声”句及张继《枫桥夜泊》诗“江枫渔火对愁眠”句而自成意境。下面“往事”七句则自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等句化出,意在托历史往事以抒发其对时事的悲慨。作者之“往事恨难捐”者,非一己之事、身世之恨,而乃人世间兴衰之往事、清王朝没落之深恨。其所以“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而发为“如此山川”之感叹,固因望中的南徐、北固在其过此前不久竟曾为外敌所攻占,正如萨都剌在《满江红·金陵怀古》词中所说,“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了。其“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云云,当然既非对江景的一般描写,也非对历史的一般回顾,而是有的放矢,以古喻今,指出在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下,面对列强坚利的炮舰,已无江防可言,只有任侵略军的舰艇在长江上激浪排空,自由回旋,终于陈兵南京城下,迫订了南京条约,而此条约之丧权辱国,与三国时吴末帝孙皓之“一片降幡出石头”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此三句词中,一个“更”字、一个“任”字,情见乎辞,感概系之,字里行间潜藏了对当前时事的深切悲愤。最后,作者以“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两句宕开词笔,结束全篇。上句出杜甫《秋兴八首》之四“鱼龙寂寞秋江冷”,既是写秋江深夜的景象之冷寂,再一次点词题中的“晚过”,也是以此一含有喻示性的意象,引人生发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而清廷上下仍文恬武嬉、沉睡未醒的联想。下句则把前面所表达的“哀”“愁”“恨”再归结为“伤心”两字,而面对沉沉夜色、浩浩秋江,此一片“伤心”之情既匪言可,也无处陈说,只有将其付与夜幕中、江水上的迷濛缥缈的秋烟。此一结拍,思入杳茫,寄慨无穷,在篇外留下了袅袅不尽之音。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
这是一首广泛传颂的名作,诗情画意,十分动人。
此诗首句刻画了人物形象,第二句概括自己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自问,最后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别出心裁,构思新颖,含蓄地表达作者报国无门、衷情难诉的情怀。
作者先写“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陆游晚年说过:“三十年间行万里,不论南北怯登楼”(《秋晚思梁益旧游》)。梁即南郑,益即成都。实际上以前的奔走,也在“万里”“远游”之内。这样长期奔走,自然衣上沾满尘土;而“国仇未报”,壮志难酬,“兴来买尽市桥酒……如钜野受黄河顿”(《长歌行》),故“衣上征尘”之外,又杂有“酒痕”。“征尘杂酒痕”是壮志未酬,处处伤心(“无处不销魂”)的结果,也是“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写照。“远游无处不销魂”的“无处不”(即“处处”),既包括过去所历各地,也包括写这首诗时所过的剑门,甚至更侧重于剑门。这就是说:他“远游”而“过剑门”时,“衣上征尘杂酒痕”,心中又一次黯然“销魂”。
引起“销魂”的,还是由于秋冬之际,“细雨”蒙蒙,不是“铁马渡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而是骑驴回蜀。就“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来说,他不能不感到伤心。当然,骑驴本是诗人的雅兴。李贺骑驴带小童出外寻诗,就是一个佳话。李白、杜甫、贾岛、郑棨都有“骑驴”的诗句或故事,而李白是蜀人,杜甫、高适、岑参、韦庄都曾入蜀,晚唐诗僧贯休从杭州骑驴入蜀,写下了“千水千山得得来”的名句,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骑驴与入蜀,自然容易想到“诗人”。于是,作者自问:“我难道只该(合)是一个诗人吗?为什么在微雨中骑着驴子走入剑门关,而不是过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地生活呢?”不图个人的安逸,不恋都市的繁华,他只是“百无聊赖以诗鸣”(梁启超语),自不甘心以诗人终老,这才是陆游之所以为陆游。这首诗只能这样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才合于陆游的思想实际,才能讲清这首诗的深刻内涵。
这就是说,作者因“无处不销魂”而黯然神伤,是和他一贯的追求和当时的处境有关。他生于金兵入侵的南宋初年,自幼志在恢复中原,写诗只是他抒写怀抱的一种方式。然而报国无门,年近半百才得以奔赴陕西前线,过上一段“铁马秋风”的军旅生活,旋即又要去后方充任闲职,重做纸上谈兵的诗人了。这使作者很难甘心。所以,“此身合是诗人未”,并非这位爱国志士的欣然自得,而是他无可奈何的自嘲、自叹。如果不是故作诙谐,他也不会把骑驴饮酒认真看作诗人的标志。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衷情难诉,壮志难酬,因此在抑郁中自嘲,在沉痛中调侃自己。
一般地说,这首诗的诗句顺序应该是:“细雨”一句为第一句,接以“衣上”句,但这样一来,便平弱而无味了。诗人把“衣上”句写在开头,突出了人物形象,接以第二句,把数十年间、千万里路的遭遇与心情,概括于七字之中,而且毫不费力地写了出来。再接以“此身合是诗人未”,既自问,也引起读者思索,再结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细雨骑驴入剑门”,形象逼真,耐人寻味,正如前人所言,“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但真正的“功夫”仍在“诗外”(《示子遹》)。
该诗与《京都元夕》以乐景寄哀愤的写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在诗人心目中,元夕时的热闹也好,冷清也好都排遣不了他浓重的家国之恨;都流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愤激的情感。该诗前两句写景,景是凄凉萧条的,这是诗人冷清孤寂心境的观照;后两句抒情,情是凄苦忧伤的,这是由灯火微茫、村荒地野、黄叶漫山、积雪拥门的景所引发的,是外景与内情契合而一所激起的心灵的颤动。以景显情,情景交汇,使这首咏叹节令的小诗具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微茫灯火共荒村,黄叶漫山雪拥门。”句,描写长寿山居元夕景况。荒村里,隐隐约约地有几点灯火,与“炫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的京都元夕大有不同的是,这个元夕他既未出游,又无人过访。山居处所,黄叶满山,积雪堆门,一片萧条、凄凉景象。“共”字写出唯有微茫灯火与荒村相伴;“漫”“拥”表现残叶遍野,积雪塞门。如此意象,映衬出了诗人冷清孤寂的心境。
“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黄昏。”句,触景生情,直接抒发诗人心中的郁积。三十九年,多少往事,如今只落得形单影只,独自和黄昏作伴。“只留”已见形孤;“孤影”再现影单。“黄昏”既暗示年令的迟暮,也暗示金国的国运如日薄西山。“只留孤影伴黄昏”,就意味着诗人在独自为自己的迟暮,金朝的没落而深深的忧伤。
该诗因为贯注着诗人深沉的国衰之痛,沧桑之慨,所以境界就远远地高出一般的咏叹景物的诗篇,显得意境峻拔,气势沉郁。“三十九年何限事”,蕴蓄了无尽的国仇家恨,无尽的苦辣辛酸。北方蒙古军残暴侵凌,金王朝飞速衰落,“何限事”中包含着的正是诗人的无穷恨憾。“只留孤影伴黄昏”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诗人自己的孤寂凄清,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的牵系和忧虑。
全词从意义上看,可分为上下两篇,前三句是一段,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披肝沥胆,忠一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从而表现了词人的远大抱负。后三句是一段,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
第一句,用三个连续的、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塑造了一个壮士的形象,让读者从那些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想象人物所处的环境,意味无穷。
“挑灯”的动作又点出了深夜情景。夜深人静,无法入睡,只好独自吃酒。吃“醉”之后,仍然不能平静,便继之以“挑灯”,又继之以“看剑”。总算睡着后,方才所想的一切,又幻为梦境。壮士好梦初醒,天已破晓,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这号角声,富有催人勇往无前的力量。而那位壮士,也正好是统领这些军营的将军。于是,他一跃而起,全副披挂,要把他“醉里”、“梦里”所想的一切统统变为现实。
二、三两句,突出地表现了雄壮的军容,表现了将军及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人心的战斗乐曲。将军神采奕奕,意气昂扬,“沙场秋点兵”。这个“秋”字写得好。正当“秋高马壮”的时候,“点兵”出征,预示了战无不胜的前景。
“沙场秋点兵”之后,大气磅礴,直贯后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将军率领铁骑,快马加鞭,神速奔赴前线,弓弦雷鸣,万箭齐发。仿佛看到若干连续出现的画面:敌人纷纷落马;残兵败将,狼狈溃退;将军身先士卒,乘胜追杀,一霎时结束了战斗;凯歌交奏,欢天喜地,旌旗招展。然而,在词的最后,作者却发出一声长叹:“可怜白发生!”从感情的高峰猛的跌落下来。原来,那壮阔盛大的军容,横戈跃马的战斗,以及辉煌胜利,千秋功名,不过全是梦境。这处境,的确是“悲哀”的。然而没有谁“可怜”他。于是,他写了这首“壮词”,寄给处境同样“可怜”的陈同甫。
从全词看,壮烈和悲凉、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者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在梦中驰骋杀敌,在醒时发出悲叹。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而作者的一腔忠愤,无论在醒时还是在醉里、梦中都不能忘怀,是他高昂而深沉的爱国之情、献身之志的生动体现。
这首词在布局方面也有一点值得注意。“醉里挑灯看剑”一句,突然发端,接踵而来的是闻角梦回、连营分炙、沙场点兵、克敌制胜,有如鹰隼突起,凌空直上。而当翱翔天际之时,陡然下跌,发出了“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的壮志难酬洒下惋惜怜悯之泪。这种陡然下落,同时也戛然而止的写法,如果运用得好,往往因其出人意外而扣人心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结构不但宋词中少有,在古代诗文中也很少见。这种艺术手法也正表现了辛词的豪放风格和他的独创精神。但是辛弃疾运用这样的艺术手法,不是故意卖弄技巧、追求新奇,这种表达手法正密切结合他的生活感情、政治遭遇。由于他的恢复大志难以实现,心头百感喷薄而出,便自然打破了形式上的常规,这绝不是一般只讲究文学形式的作家所能做到的。
这首词在声调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破阵子》上下两片各有两个六字句,都是平仄互对的,即上句为“仄仄平平仄仄”,下句为“平平仄仄平平”,这就构成了和谐的、舒缓的音节。上下片各有两个七字句,却不是平仄互对,而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就构成了拗怒的、激越的音节。和谐与拗怒,舒缓与激越,形成了矛盾统一。作者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矛盾统一的声调,恰当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梦想中的战斗准备、战斗进行、战斗胜利等许多场面的转换,收到了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李白有首叫《越中览古》的诗。诗中写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这首七言诗中,有三句写到越王勾践的强盛,最后一句才点出越国的衰败景象,虽然表达的感情显然不同,但在谋篇布局方面又有相通之处,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