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感怀境遇身世的悲秋之作。
“垂杨风雨小楼寒”,寒冷的风雨、东摇西摆的垂杨、孤独寂寞的小楼,诗的开始就营造了一派凄清悲凉的气氛。一个“寒”字,不仅交代时令是乍暖还寒的早春,还透露出诗人沐风栉雨时的身寒心也寒。春日西湖,垂杨毵毵,有些风雨,本来可以使湖山增色, “山色空濛雨亦奇”,可是如今这风雨摧折着垂杨,显得十分凄寂。诗人栖身于临时租赁的小楼中,直觉寒气逼人,再加上此时诗人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社会生活,使他不自觉地与宋玉的《九辨》相对照,自然引出“宋玉秋词不忍看”之句。《九辨》的悲秋氛围,《九辨》中宋玉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使诗人找到了感情上的契合,惆怅黯然,不忍看。而“不忍看”,首先是无心看。任宋玉的华词丽藻、精思巧构,也激不起鉴赏的兴致。其次,“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容易了触动姜夔自己的愁思——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潦倒的伤感。由春风写到秋词,实是为“寒”注明在于“愁”。
“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万里青山”极言天地广阔,“无处隐”与之形成极大反差。这既切火灾后的无处安身,又暗射天地之大却无容身之地意。隐不得,又归不得。可叹到了垂老之年,还漂泊在京城。而这正是诗人心中致命的隐伤。年已半百,操劳一生,飘零一世,辛辛苦苦,到处奔波,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个容身之所都失去了,这真可以说是人生莫大的失败和悲哀了。姜夔自幼随父宦居汉阳。每当他漂泊异乡遇上某种契机,便自然怀乡念旧,“听得秋声忆故乡”,见了春花也思家,在这“风雨满人间”的境遇中,更激起无处安身的悲慨。
这首诗虽然紧切寓所被焚寄居旅舍的事情,实是借此抒发了平生不得安处的感慨。姜夔词名盛于诗,而诗之高妙有时实不在词下。因他不仅有诗的写作实践,且有理论概括,著有《白石道人诗说》。即如此篇,一、三两句语意径直,但不致“雕刻伤气,敷衍露骨”,乃在于第二句力挽第一句之意,尤其末句的一“老”一“客”两意,把第三句的从空间上说的意思更为深进,确乎做到了“小诗精深,短章蕴藉”、“篇终出人意表”,因而通篇血脉贯通,韵味丰赡。
词通过写杏花的凋零,借以哀伤自己悲苦无告、横遭摧残的命运。词之上片先以细腻的笔触工笔、描绘杏花,外形而及神态,勾勒出一幅绚丽的杏花图。近写、细写杏花,是对一朵朵杏花的形态、色泽的具体形容。杏花的瓣儿好似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缣绸,经过巧手裁剪出重重花瓣,又逐步匀称地晕染上浅淡的胭脂。朵朵花儿都是那样精美绝伦地呈现人们眼前。“新样”三句,先以杏花比拟为装束入时而匀施粉黛的美人,她容颜光艳照人,散发出阵阵暖香,胜过天上蕊珠宫里的仙女。“羞杀”两字,是说连天上仙女看见她都要自愧不如,由此进一步衬托出杏花的形态、色泽和芳香都是不同于凡俗之花,也充分表现了杏花盛放时的动人景象。
以下笔锋突转,描写杏花遭到风雨摧残后的黯淡场景。春日绚丽非常,正如柳永《木兰花慢》中所云:“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但为时不久就逐渐凋谢,又经受不住料峭春寒和无情风雨的摧残,终于花落枝空;更可叹的是暮春之时,庭院无人,美景已随春光逝去,显得那样凄凉冷寂。这里不仅是怜惜杏花,而且也兼以自怜。试想作者以帝王之尊,降为阶下之囚,流徙至千里之外,其心情之愁苦非笔墨所能形容,杏花的烂漫和易得凋零引起他的,种种感慨和联想,往事和现实交杂一起,使他感到杏花凋零,犹有人怜,而自身沦落,却只空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无穷慨恨。”愁苦“之下接一”问“字,其含意与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相仿佛。
词之下片,以杏花的由盛而衰暗示作者自身的境遇,抒写词人对自身遭遇的沉痛哀诉,表达出词人内心的无限苦痛。前三句写一路行来,忽见燕儿双双,从南方飞回寻觅旧巢,不禁有所触发,本想托付燕儿寄去重重离恨,再一想它们又怎么能够领会和传达自己的千言万语?但除此以外又将凭谁传递音问呢?作者这里借着问燕表露出音讯断绝以后的思念之情。“天遥”两句叹息自己父子降为臣虏,与宗室臣僚三千余人被驱赶着向北行去,路途是那样的遥远,艰辛地跋涉了无数山山水水,“天遥地远,万水千山”这八个字,概括出他被押解途中所受的种种折磨。回首南望,再也见不到汴京故宫,真可以说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以下紧接上句,以反诘说明怀念故国之情,然而,“故宫何处”点出连望见都不可能,只能求之于梦寐之间了。梦中几度重临旧地,带来了片刻的慰安。结尾两句写绝望之情。晏几道《阮郎归》末两句“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秦观《阮郎归》结尾“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都是同样意思。梦中的一切,本来是虚无空幻的,但近来连梦都不做,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反映出内心百折千回,可说是哀痛已极,肝肠断绝之音。
作者乃北宋著名书画家,其绘画重高写生,以精工通真著称于世。这种手法于此词的景物刻画中也有所体现,尤其上片对杏花的描绘,颇具工笔画的意蕴。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一首山水隐逸诗,在盛唐已传为名篇。到清代,更受“神韵派”的推崇,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并为常建代表作品。
此诗题曰“际王昌龄隐居”,一是指王昌龄出仕前隐居之处,二是说当时王昌龄不在此地。王昌龄及第时大约已有三十七岁。此前,他曾隐居石门山。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境内,即此诗所说“清溪”所在。常建任职的盱眙,即今江苏盱眙,与石门山分处淮河南北。常建辞官西返武昌樊山,大概渡淮绕道不远,就近到石门山一游,并在王昌龄隐居处住了一夜。
首联写王昌龄隐居所在。“深不测”一作“深不极”,并非指水的深度,而是说清溪水流入石门山深处,见不到头。王昌龄隐居处便在清溪水流入的石门山上,望去只看见一片白云。齐梁隐士、“山中宰相”陶弘景对齐高帝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因而山中白云便沿为隐者居处的标志,清高风度的象征。但陶弘景是著名阔隐士,白云多;王昌龄却贫穷,云也孤,而更见出清高。清人徐增说:“惟见孤云,是昌龄不在,并觉其孤也。”这样理解,也具情趣。
中间两联写诗人夜际王昌龄隐居处所见所感。颔联“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诗人际在此处,举头望去,松树梢头,一弯明月慢慢升起,光照入室。“君”指王昌龄。说王昌龄虽不在这里了,明月多情,却仍来陪伴着他的客人。王昌龄隐居处清贫幽雅,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茅亭。“茅亭际花影,药院滋苔纹”,是说夜际茅亭,看见窗外团团花影,错落斑驳;而到院子里,则看见莳养的各种药草,依然生长得很好,只是由于长久没有人来往,路边已长满了青苔。这似乎只是写隐逸生活的情趣,其实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对王昌龄没有坚持退隐的惋惜心情。
尾联就写诗人自己的归志以及对朋友的讽劝: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鸾鹤群”用江淹《登庐山香炉峰》“此山具鸾群,往来尽仙灵”语,与鸾鹤合群,与仙灵为伴,即表示要终身归隐。这里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志,也有对朋友的期待。“亦”字很妙,此时王昌龄已登仕途,常建却借赞扬王昌龄归隐之处,说我也要跟随你一起归隐。这是故意这样说,是对王昌龄一种善意的讽劝。这是本诗的主题所在,是与题目《际王昌龄隐居》的意思相合的。也即是说,常建是在招王昌龄归隐,与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鄂渚招王昌龄张偾》一诗同其旨趣。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确同《题破山寺后禅院》,“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诗人善于在平易地写景中蕴含着深长的比兴寄喻,形象明朗,诗旨含蓄,而意向显豁,发人联想。就此诗而论,诗人巧妙地抓住王昌龄从前隐居的旧地,深情地赞叹隐者王昌龄的清高品格和隐逸生活的高尚情趣,诚挚地表示讽劝和期望仕者王昌龄归来的意向。因而在构思和表现上,“唯论意表”的特点更为突出,终篇都赞此劝彼,意在言外,而一片深情又都借景物表达,使王昌龄隐居处的无情景物都充满对王昌龄的深情,愿王昌龄归来。但手法又只是平实描叙,不拟人化。所以,其动人在写情,其悦人在传神,艺术风格确实近王维、孟浩然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