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
这首词上片写登临极目的所见所感,有景生情,融情于景。下片也写登楼所见,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这首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写景处豁人耳目,情真语真,浑朴苍凉。这首词不事藻饰,以化虚为实的手法,真切地袒露出他被逐出宫、行止华州时的悲苦之情。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末动荡不安的政局。
全词的思想内容虽无足论,可是艺术上却有可取之处,即写景处豁人耳目,言情处动人心态。
“登楼遥望秦宫殿”,起调写景入手,直笔陡起,因景入情,渲染气氛。古人登楼,自王粲写作《登楼赋》之后,往往与无穷的忧愁联系在一起。此时贵为天子的李晔,仓皇避难华州,其内心忧愤危惧,亟盼返回京师。但京师尚在叛臣控制之中,欲归不得。因此“登楼遥望”所见何如,作者不好明写,也不忍明说。而承之以“茫茫只见双飞燕”,言外之意是说,长安宫殿可望而不可及,则能看到似乎是“旧时堂前”构巢停息的“双飞燕”,也是慰情聊胜于无了。
以下两句“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融情于景。渭水连接着长安与华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千山万丘”蔽掩阻挡,因而长安宫殿无由得见。言“千山万丘”是比况政治上的障碍。
“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过片承上接下,从“望”字生出切盼之心,景为情设,情由景生。从字面看,仍然是写登楼所见,其实新意别具。作者由遥望宫殿,转向探寻出路,力图从无可奈何的忧愤中挣脱出来。然而惟见“烟笼碧树”“行人去”,徒增空寂无依之感,“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结拍两句,则是作者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凄楚悲怆。
全词上下紧接,一气呵成。怆怀国事,寄意深沉。看来这位在政治上一筹莫展的晦气天子,其词作的艺术价值却不减唐宋词名家之作,为后人所称道。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诗人见到檀道济故垒,回想檀道济被枉杀一事,顿生感慨,故首两句即以“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伤之,对檀道济的无罪被杀这一深悲极痛之事一掬同情之泪。然虽伤之,亦含赞颂景仰檀道济之意,此从将檀道济比喻为巍巍万里长城可见。这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抒发其沉痛情感。次句“荒营野草秋”,以眼前荒凉萧条之景寄托其悲凉沉痛之思。由于诗人心头别有一层现实的凄楚哀感在,因此一登旧垒,便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数百年前遭冤被害者的愤怒的抗议声立即在耳际回响。这种历史与现实在心头的交感共鸣,不是说明诗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而是说明诗人需要借助历史来抨击现实,抒发积愤,悼念友人。诗人的友人王叔文是中唐的政治家。在唐顺宗支持下,他主持永贞革新,兴利除弊,曾使“人情大悦”。后来不幸被宪宗“赐死”。诗人认为这也是自坏长城。三,四两句化用民谣入诗。据作者自注: “史云: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枉杀檀江州。‘”檀道济的被杀,尽管宋文帝给他罗列了一大堆罪状,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的同情在遭冤者一边。这首民谣就是最好的证明。
全诗的言外之意是说,对于王叔文的无罪被“枉杀”,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别,人民的同情也在王叔文一边。借古人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而又妙在不肯说破,遂使全诗意蕴深厚,寄慨无穷。
这首词上片描写淮南边城合肥的荒凉萧索景象,下片在对昔日游冶生活的怀念中隐隐透露出一种“黍离”之悲。无限感慨,都在虚处。
上片描写边城合肥的萧条景象和自己触景而生的凄苦情怀。南宋时,淮南已是极边,作为边城重镇的合肥,由于经常遭受兵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发端两句,概括写出合肥城的荒凉冷落。“合肥巷陌皆种柳”,词人将“绿杨巷陌”置于“秋风”“边城”的广阔背景中,以杨柳的依依多情反衬秋日边城的萧瑟无情。就更容易突现那“一片离索”。宋朝王之道《出合肥北门二首》描绘南宋初年合肥附近的残破景象是“断垣甃石新修垒,折戟埋沙旧战场。阛阓凋零煨烬里,春风生草没牛羊”。“一片离索”全属写实。然而,这两句还只是粗线条的勾勒,犹如一幅大型油画,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画面的总体轮廓:萧索的边城街巷中,一片杨柳在秋风中袅舞;及至近处观察,读者仿佛进入了具体的画境,见到军马嘶鸣,行人匆匆,戍楼孤耸寒角悲吹。“马嘶”、“吹角”诉诸听觉,旅人、“戍楼”诉诸视觉;这些意象,或处于运动之中,或呈现为静态,在萧瑟的秋风中交织成一幅画面,调动起读者各种不同的感官,使之充分感受到边城遭受兵燹那种特有的凄凉气氛。接着,作者抛开对客观景物的描绘,将自己此时的心情用“情怀正恶”四字,沟通了与读者的联系,随即又在上述这幅画面上抹上“衰草寒烟”的浓重一笔,再着一“更”字,寓情思于景语中,于是,画面便在景情交融的高度上融为一体了。至此意犹未尽,歇拍二句再反实入虚,借助带有某种特殊格调的比喻,传写自己身临其境时的感觉:行经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名城,就好像当年随将军出塞的士兵,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上艰难地跋涉,所感受到的是四处萧条,一片荒凉,让人难以忍受的无边无际的寂寞孤独。部曲,此泛指军队。迤逦,曲折连绵貌。这个比喻,为暗淡的画面注入了一定的时代特色,它启发当时的读者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靖康之变以来的种种往事,不禁兴起沉深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愁。因而,这句比喻性联想所触发的沧桑之感,也就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了画面的意境。
下片换头由“追念”二字引入回忆,思绪折转到过去,带起整个下片。碧水红荷,画船笙歌,往日西湖游乐的美好生活,令作者难以忘怀。淳熙十四、五年间,姜夔曾客居杭州,他在当时所写的一首《念奴娇》词中,曾以清新俊逸的笔调,倾吐过对于西湖荷花的深情:“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此时,肃杀的秋风已把南浦变成一片萧索,西湖荷花那幽幽的冷香可能也随着“水佩风裳”的凋零而消逝了吧?“旧游在否”一句设问,将词意稍稍振起,调节一下叙述的节奏。“想如今”句以揣测的语气写对西湖荷花的凋落的想象。前一句写人,后一句咏荷,而于咏荷中也暗寓着抚今追昔、人事已非的沧桑感。这两句与换头三句所描绘的画面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时间上则是一个过渡,即由追念转到今天。如果说换头三句是通过对西湖的优美风光及游乐生活的描绘,反衬了淮南合肥的冷落,则此二句对于西湖萧条秋景的描写,乃是由于作者置身于淮南的现实环境,受到周围景物的触发,因“情怀正恶”而对西湖景物进行联想的结果,时空的穿插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作者愈是感到眼前环境的凄凉黯淡,对西湖旧游的怀念之情就愈加强烈。于是,以下几句,作者索性放笔直抒这种不能自己的感情。“漫写羊裙”,用王献之书羊欣白练裙的故事。《南史·羊欣传》载,南朝宋人羊欣,年少时即工于书法,很受王献之的钟爱。羊欣夏天穿新绢裙(古代男子也着裙)昼寝,王献之在他的新裙上挥笔题字,羊欣看到王献之的墨迹,把裙子珍藏起来。这里“羊裙”代指准备赠与伊人的字幅墨迹。作者想象着:要把表达他此刻心情的信笺系到雁足上,让他捎给心爱的情人。写到此处作者犹觉意思未尽,但是,姜夔却把鸿雁传书这个人们熟悉知的故事再翻进一层:只怕大雁行色匆匆,不肯替我带信,因而耽误了日后相见的约会。所以,“羊裙”只是空写,怀友之情也就始终无法开解,这就使读者对词人的寂寞处境和悲伤情怀更加同情。
这也是姜夔的一首自度曲。序中所说的“犯”调,就是使宫调相犯以增加乐曲的变化,类似西乐的转调。所谓“住字”,即“杀声”,指一曲中结尾之音。《凄凉犯》这个词调,是仙吕调犯商调,两调住字相同,所以可以相犯。关于它的声情,正像龙榆生所说:“在整个上片中没有一个平收的句子,把喷薄的语气,运用逼侧短促的入声韵尽情发泄。后片虽然用了两个平收的句子,把紧促的情感调节一下;到结尾再用一连七仄的拗句,显示生硬峭拔的情调。”(《词曲概论》)姜夔在行都(杭州)令国工吹奏此曲,谓“其韵极美”。曲调与词情契合,声情并茂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美,体现了姜夔高度的音乐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