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这首诗，主要是揭露他穷奢极欲，榨取民脂民膏的一面。它描写了秦始皇墓的宏大规模：陵墓象山岭一样高，墓穴象一座地下宫殿。里面有明珠做的日月星辰，水银做的江海，黄金制的雁。这几句极力铺叙墓穴的豪华，但看不出诗人是暴露还是羡慕。再往下看就有微词：有海却没有人渡船，墓里没有春秋，雁也不会冬去春来。意思是说，再阔气，也毫无用处。从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秦始皇大修陵墓已经有所不满。最后两句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态度：陵墓周围传来了一阵阵松涛声，好象是大臣们的哀怨。他只听到卿、大夫们的哀怨而没有听到人民的呼声、怒吼，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秦始皇搜刮民脂民膏是持批判态度的。
诗的中间二联，是从史书的记述中想象到的墓室中的情形，是对历史的再现。在秦始皇的墓中，还有难以赘述的广阔世界。但在现实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是无声的，都僵硬地放在这里。死亡的时间与众不同，所以描写这方面的诗歌也就较为稀少了。然而，在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墓中的景观又被作者好像看到了一样一一地被描写了出来。王维感觉的视觉性——画家之眼。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至尾联时，开始传来了声音。风吹松树的响声，与大夫哀悼秦始皇之死的恸哭重合在了一起，作品怪异的色彩越来越浓了。
这首诗从客观描写到最后表明作者的态度，写得很有层次。全诗写得委婉含蓄，后四句虽然流露了诗人的倾向性，但表现得比较隐蔽，不是赤裸裸的直说，耐人寻味。全诗剪裁得当，十分精炼。关于秦始皇墓内的耗费，历史上记载很多。作者只写以明珠为日月，以水银为江海等，因为这些事物为秦始皇墓中所特有，最能表现秦始皇的铺张。这首诗是王维比较重视视觉印象的代表作品。
这首上古歌谣《蜡辞》选自《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就是神农氏，是掌管祭祀的官吏。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而来也就有了为农业进行祝祷的宗教祭祀活动。这首《伊耆氏蜡辞》便是一个叫伊耆氏(有说即神农氏)的部落首领“腊祭”时的祝辞。“蜡辞”即“腊辞”。蜡辞：周代十二月蜡（腊）祭祝愿之辞，古人每年十二月祭祀百神，感谢众神灵一年来对农作物的福佑并为来年的丰收祈福，称作“腊祭”。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停滞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阶段，腊祭的习俗至今还在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保留着。
这是一首古老的农事祭歌，属于中国远古时期的歌谣。《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时代的《蜡辞》,是一首具有明显咒语性质、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祝辞。《礼记·郊特牲》中《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作品。伊耆氏，即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蜡，是古代一种祭礼的名称。周代在12月举行祭祀百神之礼，称为蜡礼，蜡礼上所用的祷辞，即称蜡辞。从这首短歌命令的口吻看，实际是对自然的“咒语”。 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草木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它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面对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侵袭时的复杂矛盾心理状态。四句诗，句句既是祈求，也是命令；既是祝愿，也是诅咒。全诗既反映了原始先民饱受自然灾害侵袭的深重苦难,也反映了他们相信利用巫术咒语能够消除自然灾害的乐观心理。
强烈期望自然顺逐人意的祭歌里，仍然会让我们想起早期社会中那种人和自然温情相处的景象。但是，祭歌背后的信息，告诉我们那时的人和自然也有不和谐。因为在人只能通过宗教手段，向自然发出“命令式”祈愿的时候，这间接暗示，自然力在人力面前的强大，不可控制，人改造自然手段的贫乏。那时的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干预自然环境。我相信，先人们并不是不愿意改造环境，而是他们想改造环境却没有手段，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宗教形式来向自然祈求和谐！
这篇祝辞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分别从土、水、昆虫、草木四个方面提出祝愿，每一句正好说着一个方面。
先说“土”，希望“土反其宅”。“反”，同“返”；“宅”，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原地。全句说，土返回它的原地，是希望田土不流失的意思。一说是祈求用于蓄水与障水的堤防安稳、牢固的意思。
次说“水”，希望“水归其壑”。“壑”，这里指洼地。全句说，水流向它的洼地，是希望水流不要泛滥成灾的意思。
再次说“昆虫”，希望“昆虫毋作”。“昆虫”，指螟、蝗等农作物的害虫；“毋”，不要；“作”，兴起。这一句是希望昆虫不生，免除虫灾。
最后说“草木”，希望“草木归其泽”。“草木”指危害庄稼的稗草、荆榛等植物。这一句希望草木返回它们的沼泽地带，不再危害庄稼。
所举土、水、昆虫、草木四物，与农业生产的好坏关系至为密切。原始部落生产力低下，对于这四物的灾害难以控制，但又觉得非要控制不可。这种矛盾心理就体现在虔诚庄严的“蜡辞”形式中。四句诗，句句都是愿望，又都是命令；既都是祝辞，又都是咒语。一种原始人心灵深处的动荡、不平衡，通过这四句歌谣被表达了出来。阅读这首祝辞，读者的眼前仿佛闪现出一群原始人，他们正在旷野之中举行庄严肃穆的祝祷仪式。当读者设身处地、神思飞越地逐一念起这一句又一句的祝辞时，在心灵深处似乎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当年有过的那种动荡和不平衡的感情，并由此获得了艺术美的享受。
此诗以明镜喻贤良，指宪宗弃绝的革新派人士；昏镜喻邪僻，指宪宗亲信的宦官佞臣；那个喜欢昏镜的陋容之人便指宪宗。
诗前引子记述制镜工匠谈投合人们爱憎好恶心理的生意经，揭示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人们挑选镜子，并不讲求镜子质量的优劣，而务在“求与己宜”——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明镜“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实来比况君主用人，即是说君主用人，同人们挑选镜子一样，亦在“求与己宜”，因而，贤良之才不遇英明之君，便不合而遭弃置。用意在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说他们遭贬被杀，并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在于宪宗不是英明之君，是宪宗的爱憎好恶所至。引子重在阐明明镜何以遭弃置，为革新派人士辩冤，诗则重在揭示昏镜何以受重视，讽刺宪宗君臣。诗的层次分明，语言简洁明快，意旨明白易了。
头二句写昏镜的制作材料和透明度差，徒有镜子之形而无镜子之实，揭示其丑陋本质。古时镜子以精铜磨制而成，“美金”即指精铜。“非美金”，是说镜子本要用“美金”——精铜制成，而昏镜则不然。“丧其晶”，是说制镜本要讲求晶莹明亮，透明度高，而“非美金”制成的昏镜则丧失了这个特征。二语仅用否定修辞手段，便构成美丑的强烈对比，造语简练之极而表现效果鲜明突出，颇为精妙。“漠然”，形容昏镜暗淡的样子。
三四句揭露喜欢昏镜的人的丑陋本质。“陋容”写其客观容貌丑陋，“自欺”写其主观心理丑陋：二陋合一，于是喜欢昏镜，说昏镜同明镜一样明亮。诗人非常注意表述的准确性和精练。喜爱昏镜的是陋容之人，但陋容之人并非都喜爱昏镜，仅是其中有“自欺”心理者喜爱，着一“多”字，即把这种区分和数量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并突出了其表现的重心——“自欺”，精练准确之至，相当考究。“他镜”，指“美金”制成的明镜。
五六七八句写昏镜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瑕疵既不见”，隐瞒其陋，不见真容；于是“妍态随意生”，自以为美貌无瑕，称心如意；于是“一日四五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于是“自言美倾城”，自诩天下第一美人舍我莫属。这四句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言词尖刻，意境生动，把陋容之人面对昏镜的“自欺”表演和得意心理描写得维妙维肖，讽刺得淋漓尽致。“随意生”三字新奇而意味深长，是诗人刻意所为的篇中传神之笔。
九十两句承前说，昏镜即使陋容之人的“自欺”心理得到充分满足，于是得到陋容之人的爱重：用绣花带子装饰它，用美玉匣子盛放它。以上十句咏昏镜，极力挖掘昏镜受爱重的原因，以揭露和讽刺喜爱昏镜的人。末两句概括题旨，暗示写作的目的。陋容之人喜昏镜而弃明镜，在于“适”与“非适”，“适”则受爱重，“非适”则被轻视，“非适乃为轻”，就二者言，概括出一篇主旨。“秦宫”，指明镜，传说秦始皇宫中有面方镜，能照见人的脏腑，辨别人心忠奸（见《西京杂记》卷三），这里用这个典故极写明镜贵重，并用反诘语气加以强调，把“适”与“非适”的题旨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句写得感慨至深，孤愤之情溢于言表，颇能见出作者以明镜自比（包括革新人士）的寄托之意，与秦始皇爱宝镜的典故联系，暗示出作品的现实寓意——针对亲信宦官佞臣而迫害革新人士的唐宪宗而发。又唐太宗曾论魏征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刘禹锡这首诗的立意显然受此启发。太宗曾为秦王，用“秦宫”颇切太宗此事，是双关语（刘禹锡长于此道），谴责宪宗不肖，喜昏弃明，违背祖训，实是妙绝。
惜春伤春，留春送春，词中常调。这首“送春”词却别具一份女词人的巧思妙想与慧心深情。
上片化景物为情思，纯从“楼外垂杨”着笔。从风飘柳絮的景象看，词中所写，当是暮春烟柳，而非细叶新裁的仲春嫩柳，这样方与送春之旨吻合。杨柳依依的形象和折柳送别的风习使人们从柳条想到送别，原很自然；但从“垂杨千万缕”想到它“欲系青春”，却是女词人的独特感受。从“送”到“系”，虽只在一转换之间，却包含了想象的跨越飞跃，进一步写出了柳的缱绻多情。那千万缕随风荡漾的柳丝，像是千万缕柔曼的情思，力图挽住春天。然而“少住春还去”，春毕竟是留不住的。他人至此，不过叹息伤感而已，词人却从随风飘荡的柳絮生出“随春且看归何处”的奇思妙想。柳絮的形象，在诗词中或状撩乱春愁，或状漂荡无依，即使联想到“送”，也只有“飞絮送春归”（蔡伸《朝中措》）一类想象。朱淑真却以女词人特有的灵心慧性和缠绵执着，将它想象成一直深情地追随着春天，想看一看春究竟归于何处。由“系”到“随”，进一步写出了柳对春天的无限依恋和无尽追踪。
下片从“春归”生出，转从送春的词人方面着笔。“绿满山川”正是暮春之景。这一望碧绿之中正含有落花飞絮狼藉的伤感记忆，更何况耳畔又时时传来象征着春归的杜鹃鸟凄伤的呜叫声。目接耳闻，无非芳春消逝的景象即便是无情人，恐怕也要为之愁苦不已。“便作”句先从反面假设，“莫也”句则故用摇曳不定之语从正面渲染愁苦，愈觉情怀酸楚。写到这里，方才引出这位满怀愁情的女主人公。“系春”不住，“随春”难往，唯有“送春”：“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这两句似从欧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化出，但独具神韵。在词人感觉中，这即将离去的春天，像是怀着无限别离的惆怅与感伤，悄然无语，与伤春的词人默然相对。时近黄昏，又下起了潇潇细雨。这“潇潇雨”，像是春天告别的细语，又像是春天归去的叹息。而女主公情怀的黯淡、孤寂也从中隐隐传出。妙在“不语”与“潇潇雨”之间存在着一种似有若无的对应与联系，使读者感到这悄然飘洒的“雨”仿佛是一种不语之“语”。这一境界空晨。极富象外之致的结语使词在巧思妙想之外更多了一份悠远的情致。
全词通过描写外缕垂杨、飞絮缱绻、杜鹃哀鸣、春雨潇潇，构成一副凄婉缠绵的画面，一个多愁善感，把酒送春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活现在这幅画面中，词句清丽，意境深远。
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