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这首词是作者居于杭州时所作,有怀人之意。从词的内容看,应当是作于杭州姬妾辞世之后。
上片,“迷蝶无踪晓梦沉”,写清晨梦醒之后,梦中的情景已消逝无踪。所用乃是《庄子·齐物论》庄周化蝶的典故。它的本义是说世事与梦境的真幻,颠倒难分,两者本都不值得执着看待。但后人又把这则故事与《庄子·至乐》中写他丧妻时鼓盆而歌,不表示悲哀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猜想庄子大概也把丧妻看成作梦,所以悼念亡妾的作品,也常用到化蝶、梦蝶的典故。文英这句词,表面是写梦,其深层却是以梦隐喻过去的经历;联系他的生平来看,又似包含着对亡妾的思念。虽说“无踪”,毕竟入梦;梦由思生,又怎能真正地忘却?既然如此,则梦醒后并不会适意如庄周,而是深怀思旧的惆怅,细味“沉”字,其情自见。
“寒香深闭小庭心”。寒香,当指春寒之时尚未谢尽的梅花,或兼指下片提到的逢春先开的杏花。人既惆怅,对着“深闭小庭心”的“寒香”,自然不会是赏心乐事,而是触景伤怀,“寒”不是透着凄冷,“深闭”不是透着孤寂么?这时候由“小庭”而想到西湖,由“寒香”而及于新柳,觉得春光尚浅,而寒意犹浓,西湖上的杨柳,应该也是初舒嫩条,翠色未深,因而游人应该也还不多。那么,在小庭中虽感孤寂、凄冷,但若到湖上去游玩,也未必就能看到秾丽之景,享受热闹、温暖之乐了。“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楼前柳浅深。”当然不是要由柳浅而判断春少,而是要由春少来表现人之心境的凄冷情绪,所以这两句结束得轻倩、婉转而有味。
下片的“愁自遣,酒孤斟”,全词直接抒情的,也只有这两句,到这里才点出“愁”字,点出“孤”字。作者这时的孤愁既无法排除,那么这里的“斟”与“遣”,也无非是强自支持、强自消解而已。
下句的“一帘芳景”继续写春,“燕同吟”继续写孤寂。与燕同吟,则暗谓有伴比无伴更悲。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写法,不无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正面的情况起反面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蝉噪”、“鸟鸣”可能是写实,“燕吟”只能是设想。
“杏花宜带斜阳看,几阵东风晚又阴。”在凄冷低迷中盼望杏花映着斜阳,能给人带来一点绚丽之色,带来一丝温暖的春意,谁又知天不作美,吹来几阵东风,偏把阳光吹走,使黄昏依然阴沉。这会起什么作用?对作者的心境会有什么影响?词至此结束,虽都没有明白说出;但读者联系上下文,自可体会得到。
前人常把吴文英的词作看成是与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词相对立的“实质”词的代表。吴文英的慢词,有一些确有辞藻堆垛,雕琢过甚之嫌。但这首《思佳客》,读来却颇感闲淡婉约,在很大程度上与“清空”词的笔法有一致之处,可见梦窗词的风格在统一中也是有着多样性的。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