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这首词中,“门外绿阴千顷,两两黄鹂相应”,过去有人将此句解释成词人先醒过来看到千顷绿荫,再听到树间黄鹂娇声啼鸣,两两应和。今天的学者认为这种解释不够精准。从后一句“睡起不胜情”来看,词人应是先在睡梦中闻鸟声,被黄鹂的啾啾鸣啼惊醒,随后才向门外张望,看见绿荫绵延的景象。之所以“不胜情”,是因为他被双鸟和鸣的声音惊醒,随后惊觉自己的孤寂,为了排遣忧怀,他走出门去,“行到碧梧金井”。
“碧梧”和“金井”是庭院中的景物,梧桐尚是碧绿的,这一描写呼应上句的“绿阴”。整个庭院中,除了黄鹂的啁啾,再无半点声响,词人虽漫步至碧梧之下、金井之畔,却只感觉到“人静,人静”,周身的环境已是一片幽寂,更兼身边无人,故日“人静”,这就越发突显出词人的孤独。
在一片寂静中,词人正黯然神伤,忽然“风动一庭花影”,更觉此情备幽,难以自胜。词人先叹“人静”,再见“风动花影”,以为是有人到来,细看却发现不是。所谓的“风动一庭花影”,是用以动衬静的手法,鲜明地表现出词人在幽寂的环境中“睡起不胜情”的愁情思绪。
这首词写静境极有韵味:门外千顷绿阴中只有黄鹂相应之声;碧梧金井畔只有风弄花影。而这些都是闺中人睡起后步出庭院时的所见所闻,背后透露出的是闺中人轻微的寂寞之感。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