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内容不加雕饰,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一般,真实自然地表现了唐朝贾客(商人)及其亲人的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表达了诗人对唐朝中晚期的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和伤感。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中,通过“起”、“言”、“行”等动作,写商人为了谋利,天不亮就起来赶路。从“暗行”照应“灯下起”,口口声声“发已迟”到“终不疑”,都可看出诗人炼句是颇费斟酌的。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两句承接上面,写贾客“暗行”引出的后果。“猛兽来相追”:既写出寇盗的凶残,又自然地引出商人可悲的下场。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这里不写贾客性命如何,却只说了钱财被抢光。其实写钱就是侧写人,而且是更深刻地刻画了人。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古人认为客死异乡是很可悲的,一般只有穷困潦倒的人才会遭此不幸。“扬州”是当时极为繁华的城市,死者家住扬州,有朱门大宅,竟落到如此下场,实在难以想象。仅此两句,已使诗的意境更为深邃了。
不料诗人笔锋一转,出语惊人:“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这一方尸骨已抛弃在荒山僻野,那一方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等待贾客归来。“当此日”三个字把两种相反的现象连接到一起形成对照,就更显得贾客的下场可悲可叹,少妇的命运可悲可怜。
诗人这种抒发感想的方法很值得借鉴,比直来直去地发一番议论强得多。这四句诗仿佛在讲客观事实,并不带丝毫主观的色彩。诗人通过几个很妥贴的意象来表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悲哀。这种技巧,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韩偓的七言律诗《三月》主要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盛景不再的感慨,其中也寄寓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奈。这与诗人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晚唐早已没有了盛唐的雄壮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剩下的仅有颓废和衰弱,作为始终坚持反对朱全忠篡唐的有气节的士人,身处这种时代,面对危乱的时局,却只能无奈叹息,这首《三月》正是诗人无奈的哀叹,一方面是借哀叹美好的初春三月来哀叹国势颓危的晚唐王朝,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盛年易逝,无可挽留,功业未就的现实感慨万分,诗的结尾 “新愁旧恨真无奈,须就邻家瓮底眠”万般无奈的心情表露纸上,借酒消愁却愁更愁。
辛夷花是一月开花的,它才刚刚谢了,桃花却早早的开了。笫一句就说明写诗时是早春时节,这样的时节是充满生气的,绿地草涨莺飞,万物渐欣渐荣。在这样的日子出去踏青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南方,寒食时节,总是细雨飘飘,滋润着千树力‘花,也带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第一句的前半句“四时最好是三月”,正好说明“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就好比一个人的少年时期,一个精力充沛、活力无限的时期,然而少年也像春天的三月那样,晃一晃就过去了。时间总是这样,在你的指缝隙间流失,而你却全然不知。韩偓在这里就借用短暂的三月来感叹少年时期的一去不复返,让人不禁的感伤了起来。“吴国地遥江接海”,吴国即吴地,是长江及其支流哺乳的地域,长江经过吴地最后流入浩翰的东海,故诗人说“江接海”。汉陵是汉朝天子陵墓,“汉陵魂断草连天”,汉朝天子建立的辉煌大业早已成为历史,今也只剩陵墓断碑伴着杂草丛生。“新愁旧恨真无奈”,新增添的忧烦苦闷和旧有的遗憾悔恨,让诗人也无可奈何,如今的他除了借酒醉酣睡在瓮底,还以做什么来扭转故国火亡的乾坤呢?
整首诗由春天短暂的三月写到人生的少年,又寄寓着家国灭亡的哀痛。春天的三月快的让人无奈,少年的大好光阴逝去让人无奈,国家变迁更让人无奈。这首诗倾注着诗人对国家的眷恋,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让诗人的诗作风格有着质的改变,和李煜一样,社会动荡、王室颠覆给予韩偓诗歌创作以重大影响。他的诗常有以不写而写来传达窈妙之情,一句“一去不回唯少年”,无伤而让人感伤;一句“新愁旧恨真无奈”,不明言其愁,而愁巳不言而喻。
首联写诗人黄昏寂寞无所消遣。“日长”二字点题,笼罩全篇,说明写信原因,意在微露全诗之旨。此句也是情语,刻画了诗人“寂寞恨更长”的苦闷之情。“闲”字,聚全诗精神,为一篇眼目。诗人口中说闲,正是心中不肯闲之故。他为官清正,有志改革,然而诗人在淳化二年(991年),因徐铉诬陷,而贬商州。故一“闲”字,凝聚着作者的不满和惆怅、苦闷和孤独,这就像“一字妥贴,全篇生色”。“郡僻”、“昼掩门”对闲字作了进一步渲染。以下三联均承此而来。
颔联是写读书销愁。王禹偁的诗借鉴杜甫、白居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用“开诗世界”来盛赞杜甫,独具慧眼。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诗人意在杜甫诗中寻觅知音,有所寄托,借杜诗之酒杯浇自已之块垒,抒发其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他又从老子《道德经》中寻求精神归宿。但他始终没有避世隐退,而是想积极入仕。这种矛盾,诗人了然于心,他用杜甫和老子的作品合联,正暗示出这种复杂心理。
颈联写风抚落花,借酒消愁。诗人从书中没有找到寄托。想从自然界中寻求安慰。他趁黄昏月出之际,独自登楼以遣心中幽怨,但映入眼帘的是万花飘零的萧瑟景象,其意在排遣,却又添了伤春之情。当此际,孑然一人,抑郁不平之情能与谁诉,诗人感到气咽语塞。此二句未著一情语,而孤独寂寞之情毕现,寓情于景,堪称佳妙。“月上”一词虽冗余,但不能剔除。它交代了流动的时间,又将诗人感情转进一层,白天难熬盼黄昏,到了黄昏又如何,只有一樽在手了。
尾联骤然一转,豁然洞开,抒发了自己同仲咸亲密无间的感情。当时,他常以诗赠仲咸,离商州之日即赋诗别:“二年商岭赖知音,惜别难藏泪满襟”(《留别仲咸》),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但若出以肯定之句,便索然寡味,这里妙用反问句法,暗将仲咸与世俗对比,愈见仲咸的高义,世俗的薄情。这样造句,含蓄蕴藉,内涵丰富。
此诗语言平易,风格清新,饶有风韵,与白居易相近。章法井然,一气流转,“共谁论”、“酒一樽”、“昼掩门”等前呼后应,始终紧扣一“闲”字。二、三联对仗也颇为工稳。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