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该诗写诗人登上军事要地丁家洲追思往昔，刻写奸臣无能误国，抒发了山河家国的情怀。
诗歌说，当年太师贾似道统领十余万人马，抵抗南侵的元军，煞有介事，而人们似乎也天真地抱持以强烈的希望。然而，惊若沙鸥、畏敌如虎的宋军，一听到元军吹起的号角，即已溃不成军，一溃再溃，直到扬州登岸。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贾似道仍然故技重施，摇旗呐喊，招集残兵。此情此景，还有多少人相信贪生怕死的奸臣还能拯家救国的道理，但见江船里，士兵的咒骂声连成一片。到处弥漫着逃跑、退缩、内讧与败亡的气息。结果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滑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于是诗歌讥刺与冷嘲的意味，便流溢而出。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首句所写，是诗人对往日情事的回亿。遥送落晖，当日就不免年近迟暮、修名不立之慨；此刻回首往事，更添时光流逝、年华老去之感。句法圆融而劲健。
“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颔联承上“春残”、“回首”，抒写报国无门之叹和思念家乡之情。作者从军南郑，本图从西北出兵，恢复宋室河山，但不到一年即调回成都，从跃马横戈的壮士变为驴背行吟的诗人。此时忽忽又已四年，功业无成，年已垂暮，因此有“壮士无功老”的感慨。宋金之间自从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以来，不再有大的战事，所谓“时平”，正是宋室用大量财物向金人乞求得来的苟安局面，其中包含着对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的不满。既然无功空老，则不必远客万里，思乡之情也就倍加殷切，故说“乡远征人有梦归”。“无功”与“有梦”相对，情味凄然。
“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颈联富开写景，紧初“春残”，写望中田间景象。暮春时节，正是苜蓿长得最盛的时候，故有“苗侵官道合”的景象。芜菁一称蔓菁，开黄花，实能食。司空图《独望》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该诗“芜菁花入麦畦稀”化用司空诗意。两句所描绘的这幅暮春图景，一方面透出恬静和平的意致，另一方面又暗含某种寂寥的意绪。
“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尾联总收，归到“倦游”与“摧颓”。末句拈出昔日“飞鹰醉打围”的气概，似乎一扬；而冠以“谁记”，重重一抑。顿觉感慨横溢，满怀怆然。昔年的雄豪气概不过更增此时的摧颓意绪罢了。
“春残”，在该诗里是触景增慨的契机；既是自然景象，又兼有人生的象征意味。通过对春残景物的描写，诗人把情、景、事，昔和今，自然与人事和谐地结合起来。
此词咏七夕。上片遥念仙侣欢会。先写新秋夜色。凉月横舟，银河浸练，碧空如洗。次写双星相会。桥倚高寒，鹊飞碧空，绵绵离恨，欢情几许；千秋今夕。下片抒发感怀。夜色沉沉，独感岑寂，回忆昔日，亭榭穿针，金鸭香袅。而今玉徽尘积，新凉半枕。窗外泪雨，檐前犹滴。不禁感慨万千。
全词构思精巧，抒情细腻，情景交融，真挚感人。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