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
《戚夫人歌》是汉高祖宠妃戚夫人被囚禁在永巷操杵舂作之时脱口而作的诗歌。此诗唱出了戚夫人悲苦的生活，思子的情怀，以及愤怒的心声。全诗歌辞朴实，明白如话，却哀怨感愤、摄人心魄。
“子为王，母为虏”。《戚夫人歌》这两句平平的开头，实包含了吕后与戚夫人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作为刘邦的宠姬，戚夫人也曾有过一段昙花一现式的体面和风光：她在刘邦称王汉中以后，常侍左右、深得“爱幸”，竟使“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的原配吕后，也因此日见冷落和疏远；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因为颇有乃父“无赖”之性，不像吕后之子刘盈（后为惠帝）那般“仁弱”，更被刘邦赞为“类我”，几乎取代刘盈立为太子。因为有这样一段关涉帝位的争斗，吕后早就恨透了戚夫人。一当刘邦驾崩，吕后立即下令，将戚夫人囚禁“永巷”（别宫），“髡钳（剃去头发、颈戴铁圈），衣赭衣（罪犯所穿赤褐色衣服）”，罚她操杵舂作。戚夫人贵为高帝之妃、赵王之母，旦暮之间便成了吕后的阶下之囚，反映了汉廷后宫突起的风波何其险恶！《戚夫人歌》开头两句，正以戚夫人母子地位的鲜明对比，唱出了这位贵夫人身陷“永巷”的怨愤和不平。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则紧承起句，进一步抒写戚夫人自朝至暮舂作不息的痛苦境遇。戚夫人当然明白：刘邦一死，刘盈继立为帝，身为“皇太后”的吕雉，是再也不会放过她的了。囚于“永巷”，罚以舂作，不过是为了羞辱她罢了；羞辱过后，还不要致她死命？她实在就是一位迟早待戮的死囚而已！“常与死为伍”一句，酸楚恻怛，使悲愤的唱叹，一下化作绝望的呼号，令人不堪卒听。
《戚夫人歌》从字面上看，句句明白易懂，但具有使人读后感到心情沉重的效果。戚夫人在诗中如泣如诉，字里行间充溢着惨凄忧郁之情。她深感不满的是自己身为藩王的母亲，却在为别人做奴隶，被迫从早到晚不停地舂米，这样的生活好比在死亡的边沿上挣扎，却没有人能把自己这种处境告诉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子。她多么希望能有人来救她脱出这无边的苦海啊！她在呼喊，在求救，这也是她唯一能采用的呼救方式。
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这首诗采用动静相形的手法，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起坐弹鸣琴”是动；清风吹拂，月光徜徉，也是动。前者是人的动，后者是物的动，都示意着诗人内心的焦躁。然而。这里的动是以如磐夜色为背景的。动，更衬出了夜的死寂，夜的深重。茫茫夜色笼罩着一切，象征着政治形势的险恶和诗人心灵上承受着的重压。这首诗言近旨远，寄托幽深，耐人寻味。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鱼服》这首诗描写了少年诗人起兵抗清的壮志和决心。诗题“鱼服”即用典意，以喻明亡之后明王室贵人微服逃难，受人欺侮，处境艰危。
诗的首联写诗人随陈子龙起兵抗清的豪情壮志；颔联描写了抗清的军旅生活；颈联诗人用祖逖之典故来激励自己；尾联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坚定决心。全诗语言华美，气势昂扬，洋溢着一个少年英雄的爱国思想与文学才气。
首联是说诗人自己投笔从戎，随陈子龙起兵太湖，誓师灭清。东汉班超曾因出使西域有功，汉明帝任他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诗人在此借指陈子龙。“月支”诗中喻清朝，此用其事以明登坛拜将，誓扫顽敌之志。
颔联是说宝剑锋利，不怕清朝势力强大甲衣氏便，正宜秋天夜战。“胡霜重”，是承上句“月支”而言，明谓西北霜重，实指清朝势力强大。“汉月”，表明了诗人复明的意念，清朝的势力虽然统治了中国，但照耀大地的依然是那一轮汉家之月。
颈联上句是说诗人自己要效学晋代祖逖，矢志灭清；下句是说清军亡明，明王室流亡，处境艰危，触目惊心，自己未尽同舟共济之义，心中抱愧。“鸡鸣”、“击楫”之事，见《晋书祖逖传》。诗人引用此典，足现复明之志。
尾联，诗人表示要终身在民间从事活动，灭清复明。“湖海”，是与朝廷相对而言的，喻指民间。“茫茫恨”，说明诗人无限的亡国之恨。末句诗人以申包胥自况，表明其不复明室不甘休的报仇之志。
夏完淳的诗歌创作，曾受陈子龙复古的影响，所作有摹拟之句，文字倾于虚华，但十四岁从军以后，诗中就出现了浓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悲壮激越的风格。《鱼服》一诗可算代表之作。此诗虽仅四联八句，但用典达六处之多，且典典贴切诗意，年氏诗人灭清复明之志，反复申述，层层得以展示，真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也”。同时，从诗中又可看到诗人那过人的才华和深厚的文学修养。王弘撰《夏孝子传》称其“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当为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