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这两句，写的是兵败后的项羽把乌骓送与他人，而乌骓马却依恋故主，故而“泣向风。”这两句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自古以来，一直是骏马配英雄，但项羽此时已经是英雄末路，因而他才要将乌骓马送人。这就说明了英雄与骏马也始终不能长久相伴。“泣向风”既写出了乌骓马对故主的眷恋，也写出了对项羽英雄末路的境遇的悲怜。
“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这两句表达了对乌骓马今后状况的同情。是作者代替马说出辛酸的话，充满着无限悲情。英雄已逝，乌骓马失去了知己，充满无处依托的迷茫。而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呢。李贺一直自诩为“唐诸王孙”，觉得自己应当担当起护国安民的重任，而且，他十分聪慧，少年得志，自负甚高，但科举和仕途却十分坎坷，得不到重用。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也是写他自己。作者有如乌骓马的才华，但却苦于没有像项羽这样的英雄来发现自己，重用自己。作者是英雄，却找不到能重用自己的明主，表达了李贺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感。
关于孔子作《曳杖歌》前后的情况，在《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解》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兹引《礼记·檀弓上》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东汉郑玄在上述引文之末注解说：“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字面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命运；比较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依据已知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较为近是的预测。孔子唱这首歌时，只是一种预感，接着病倒了，七天后去世，正应验了他预感的正确。活着，活得清醒；快去世时，也不糊涂。大概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是这首《曳杖歌》所要昭示世人的这一层意思吧。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心灵上正经历着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夜里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他早早地起了床（“蚤作”），或许梦醒后就一直未曾睡着吧；他反背着手，拖着手杖，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礼记正义》）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会再用手杖了；他还“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放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放松的样子。孔颖达说：“夫子礼度自守，貌恒矜庄。今乃消摇放荡以自宽纵……示不能以礼自持。”又说“负手曳杖”与“消摇于门”二句，“并将死之意状”（引书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态支配之下，孔子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已早知“天命”的哲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能不长歌当哭，动情地唱出这首留恋人生、爱惜生命、无奈地直面死亡的悲歌。
《曳杖歌》全文只三句。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泰山快要崩塌，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上述做梦等种种潜意识的以及行为上的异常情况，令孔子自感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说的“则吾将安放”，意思是他们这些学生就将永远失去孔子这位诲人不倦、可敬可亲的好老师了，不觉心情黯然。
全诗三个句子，虽有前两句的比喻与后一句的直陈两个层次，但因感情真挚，比喻贴切而又形象，且句式整齐，每句的第三字都用表示“大概”或“将要”的副词“其”字，故仍不失一气呵成、流利紧凑的即兴吟成的本色。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