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此诗前两句写溪口送别，寓己相送之怀，别情与溪水俱长；后两句设想友人远行之累，劝慰友人要宽解自己。此诗连用五个地名，但其诗如行云流水，毫无板滞之感；融情入景，琅琅上口，百读不厌。
“武陵溪口驻扁舟，溪水随君向北流”，写这位朋友自卢溪别后，已来到武陵溪口，沅江的水，流到溪口，称为溪水，他乘的船停在溪口，准备穿过洞庭湖，直奔长江。这时沅江的水仿佛跟着他向北流去，作者送别之情也跟着溪水随友人北流。
这位朋友是到四川去的，进入长江，就要逆流而上，穿过三峡天险，于是作者又进一步关心起入川的友人，在后两句写下了：“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这两句是想象友人由荆门入三峡的情景。到了荆门，还要沿江西上进入险岩壁立的三峡。这时候“两岸猿声啼不住”，过往的客人听起来就象诉愁啼怨，心情格外紧张。自古以来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民谣。想到这里，作者就劝朋友不要对着孤月听到猿声就发愁。末句笔锋一转，由实景的描写转向虚境意愿的描写，更显别后深情。
此诗展开丰富的想象，有意不提卢溪送别的事情，把惜别的深情寄寓在友人别后的甘苦上，设想这位友人在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整首诗全是为朋友着想，先想到的是远在武陵溪口停着一条友人北去的小船，从中体现出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和怀念。在创作手法，上真是另辟蹊径，别具风情。
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
薛昭蕴不是画家，但他的这首《浣溪沙》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苍凉寂寞的秋雨渡头待人图。
词的上片写沙滩上秋雨中的渡头，水边长着紫红色的蓼花鸥迹成行，描绘出渡头的苍凉、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孤零零地站着一个盛装的佳人。这三句给读者在听觉上的是风雨声，在视觉上的是热色的红蓼花，成行的沙鸥足迹和盛装的佳人，在嗅觉上的是佳人和野花的芳香。但这些并没有使画面热闹起来。秋风、秋雨、红蓼、鸥迹、孤独佳人，使人突出地感觉到的是渡头环境的苍凉和寂寞。第三句“整鬟飘袖野风香”还给读者留下了这佳人站在渡头要干什么的悬念。“整鬟”，在这里不仅有盛装的意思，还包含着“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
过片“不自含嚬深浦里”承上启下。“不自含嚬”的人就是上片“整鬟飘袖”的佳人，这是承上。为什么“不自含嚬”，这是启下，也是词人安排的又一个悬念。紧接着“几回愁煞棹船郎”写佳人心事重重地皱着眉，默默地立在渡头，又不要摆渡、放舟，所以“愁煞”船夫。这里并没有有些注家所讲的要“放船自适”、“临流往返”的意思。“煞”是表示极甚之辞，不过“愁煞”在这里是“为难了”、“难坏了”的意思，愁的分量是很轻很轻的。词的最后一句，拓开一层讲：“燕归帆尽水茫茫。”说在佳人默望中，燕子归去了，江上的征帆过尽了，剩下的只有茫茫江水。至此，方点明了怀人的主题，暗示了佳人的痴情和痛苦，也解开了上文一个又一个的悬念，结束了全词。最后一句，从表面上看来，燕归、帆尽、水茫茫，都是写景，而深含着的至真至切的怀人之情，却紧扣读者的心扉，一切都在“不自”中。这样以一个饶有余味的画面结尾，既合水乡秋景，又关人物心情，景情俱佳。
这首词写闺中春恨。
上片描绘了明媚的春景，先外后内。“鸳鸯交颈”，是屏上图案，也是引起春愁的物象。接着写女主人公掩却菱镜，懒整翠鬟，以示“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海棠帘外影”，既实写，又虚拟，言女美如海棠倩影。
下片写她的心情，由于情人无消息，故绣帷香断，空余相思。在东风艳景之中，红色却都成了一派愁色，这是她的主观感受。结尾着一“重”字，可谓“洒不尽相思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