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首诗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禁体”，即序中说的“禁用体物语”。所谓“禁用体物语”，欧阳修的《雪中会客赋诗》的序说：“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这并不是作者故意出难题，以便“于艰难中特出奇丽”。
李商隐《对雪》诗说：“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骓送陆郎。”此诗堆砌词藻，“多用故事”，写出一支“雪”的谜语，看不出有什么诗意。宋初“西昆派”诗人学李商隐，就专学这一类。由此可见，“禁用体物语”，正是要矫正“西尾体”流弊，使诗歌面向现实，以白描代替藻饰。欧阳修诗中说：“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即有“力去陈言”，注意写实的意思。苏轼此诗，用白描语言，翔画喜爱雪的心情，尤为细腻。
起句写“窗前”“枯叶”在“暗响”，再写“映空先集”，疑“有”疑“无”，纯属白描，正是初雪。欲落未落，“作态斜初”，使人待之焦急，刻画尤为入神。这不仅把雪写活，而且写出望雪心情。久旱得雪，大家欢喜，“众宾起舞”，“老守先醉”，便是这种心情的生动表现。其中，“风竹乱”是舞姿，“霜松折”是醉态，但也是雪景。“恨无翠袖”，即《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的意思。“横斜”是梅态也是舞姿，亦复语含双关。“微灯”写宴罢之后，灯光微淡，才能见雪；微雪时止时降，故望去若明若灭。纪昀说，此诗“体物神妙”是不错的。但此诗之妙，主要还在于写出心情。
“归来”卧听“更鼓”，因更鼓知夜永，由夜永推知雪势（一般说来，雪多落于夜间，苏轼诗即有“夜静无风势转严”句）未停，所以欢喜。即使冷到衣裳像长了棱，也不以为嫌。人虽就寝，心在雪上，急欲了解雪下了多少，故第二天清晨不待铃索唤醒，而已起床。这时最怕是雪晴“初阳”出。但事实上只是一场小雪。可是他还想对“余雪”再赏一下。从桧树顶上到瓦沟，一一注视；对疾风吹落下来的“余屑”也感到惊喜。这就加倍刻画出望雪、喜雪的心情。杜甫说“忧国望年丰”。“雪兆半年”，望雪即望丰年。这种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欧阳修诗中说：“乃知一雪万人喜”，这种忧喜是与广大人民一致的。
结处收到题目。“聚星堂”是欧阳修为知州时所建，“聚客赋诗”咏雪，“禁用体物语”是以前欧阳修的事。颍水在汝水之南，故说“汝南”。“故事”即指咏雪事，“白战不许持寸铁”，指“禁用体物语”，“白战”用作比喻生动形象。
把此诗与上面所引的李商隐的诗相比，同为咏雪，而写法与内容迥不相同。李商隐那首诗，尽管词采藻丽，用典雅赡，究其思想，却很贫乏。苏轼洗去铅华，纯用白描，不惟“句句是小雪”，写出特征，且着重心理刻画，描写入微，写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与万人同忧、同喜的心情，实践了欧阳修讲的“搜索万象窥冥漠”的主张。清代翁方纲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非唐人所能囿。”（《石洲诗话》）苏轼此诗正可为其代表。黄庭坚的“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着整整复斜斜”（《咏雪呈广平公》），虽亦用白描，但中无寄托，仍近谜语，相较一下，有助赏鉴。
这篇游记描写了天台石梁、雁荡大龙湫、青田石门洞三处瀑布的景观，分别从视觉、听觉、感觉等多方面刻画三处瀑布的特点，穷形尽态，意蕴丰富。因是三景合于一篇，所以文章自然重比较，譬如将石梁与大龙湫作比较，则各自特色越发鲜明、越发突出，从而愈见大自然创造力的无穷无尽，愈见自然景物的丰富多采。文章写景重写形，亦重写神。写形处文词优美，刻画精细，写神处文词简约，内涵丰富。袁枚提倡文章简洁而有文采，这篇游记正是其创作观的体现。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之异，卒无复笔。”作者开门见山，托出写作意图。这两句写得突兀而有气势，作者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赞叹自然力的伟大，而是领略了“三瀑”各有千秋的奇异风光后所发出的赞叹语，统率全文，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段的前三句是对开头两句的照应和落实，同时点出作者构思的匠心：作者是把握了“三瀑三异，卒无复笔”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加以比较描写，借以赞叹“造物之才”。自“壬寅岁，余游天台”至“遂两宿焉”一段文字，是写天台石梁瀑布。这里作者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对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作了有声有色的渲染描绘。“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展现出天台山瀑布的雄壮豪迈。“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磥砢所挡㧙，自然拗怒郁勃”一句形象地表现了石梁瀑布“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壮观气势。又描写水流冲击山石的“喧声雷震”，以刻画石梁瀑布的煊赫声势，而“人相对不闻言语”又从侧面烘托瀑布的巨大声威。接着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作者驾驭瀑布的豪迈之情；走到山脚仰视，“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段都是写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大龙湫瀑布没有石梁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却有着婀娜多姿、变幻万千的媚态。作者对它的描绘，就不像描绘石梁瀑布那样多用夸张和喧染的写法。他先用形象贴切的比喻，如用“一匹练”比喻远看瀑布水的全貌，尽显其柔美、恬静。近观瀑布时，作者重点描写二十丈以下的景观。用“烟”“雾”“轻绡”“杨白花”这些状貌近似的事物比喻二十丈以上飞洒而下的瀑布水，侧面展现了大龙湫瀑布轻柔绚丽的独特风韵。“为烟，为雾”，描绘水气缓缓扩散的情状；“为轻绡”，突出其朦胧柔和的感觉；“为玉尘，为珠屑”，状其飞沫似水珠般滑腻晶莹的色泽；“为琉璃丝”，表现水珠的激射状；“为杨白花”，既状其色，又体现其质地轻柔。这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形态毕肖，且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接着又说“既坠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织”，用“坠”“升”“疏”“密”四个看似矛盾的词语概括了上下两段瀑布在形态上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作者以工笔的语言，如“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跌丽，”，把瀑布从高空下挂时呈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景状和在日光照射下的鲜艳色彩，刻绘得惟妙惟肖。接着把石梁瀑布和龙湫瀑布作比较，“大抵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从两处瀑布的气韵、声响、水流、气势等方面加以比较，突出大龙湫瀑布恬雅、静美的特点，产生回味无穷的效果。此句同时引出了后文作者的感慨，从而上升到哲理思考之境。
第四段则是写青田石门洞瀑布。文章对石门洞瀑布的记叙一开始就进入了对比。“疑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意谓不会有不同于石梁、龙湫的瀑布了，这里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生动地描写出其形态之奇；“受瀑处池宽亩余”，表现瀑布面积之广；“疑蚊龙欲起”紧承前文，极写池中水势汹涌翻腾之状。在对石门洞瀑布的具体摹写中，虽然只是大笔勾勒，但在同石梁、龙湫的对比下，仍然描绘出了一幅明晰而深刻的图景。作者在欣赏过石门洞瀑布之后，又否定了原先“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的想法，体会出它非凡的气势与风韵。
最后一段文字异中求同，作者引用昔人的话，表现出他对三座瀑布愈发强烈的沉醉和叹服，为“余观于浙西之三瀑也信”的结论作注脚，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对三处瀑布的描写手法绝不类同：写天台瀑布，以石梁衬托它的奇兀湍激；“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和“拗怒郁勃，喧声雷震”，突出其湍急喧腾、气势磅礴。写雁荡瀑布，“一匹练从天下，恰无声响”，“尽化为烟，为雾……为杨白花”，“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映丽”，作者运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与白描，极写其纡徐飘散之逸。写青田瀑布，以“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与“疑蛟龙欲起，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等地理环境的描写，突出其激荡磅礴之声。三段各自切合三处瀑布的特点，设语不多，无一复笔，同时又将三处瀑布关带比较，使人如临其境，移神骇心。
写水难，写瀑布更难。因为水尚可因地势的索回纡曲而起变化；而瀑布则均自上而降，惟有大小高低的不同。只有把握住各瀑布的不同点，才能把各瀑布的妙处形象地写出来。袁枚之前历代文人游记中已多有对瀑布的描写，而写出新意实属不易。作者独具匠心描写地三瀑布，可谓不同凡响。这篇文章语言简炼，多用比喻和白描，形象生动，各显其妙。“三瀑三异，卒无复笔”，读之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
此诗前四句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饱含着兴衰感慨；后四句写诗人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充溢着凄苦哀思。全诗格律严整，颔联分别以“感时花溅泪“应首联国破之叹，以“恨别鸟惊心”应颈联思家之忧，尾联则强调忧思之深导致发白而稀疏，对仗精巧，声情悲壮。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篇一开头便描写了春望所见：山河依旧，可是国都已经沦陷，城池也在战火中残破不堪了，乱草丛生，林木荒芜。诗人记忆中昔日长安的春天是何等的繁华，鸟语花香，飞絮弥漫，烟柳明媚，游人迤逦，可是那种景象今日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又令人满目凄然。诗人写今日景物，实为抒发人去物非的历史感，将感情寄寓于物，借助景物反托情感，为全诗创造了一片荒凉凄惨的气氛。
“国破”和“城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象，同时存在并形成强烈的反差。“城春”当指春天花草树木繁盛茂密，烟景明丽的季节，可是由于“国破”，国家衰败，国都沦陷而失去了春天的光彩，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只是“草木深”。“草木深”三字意味深沉，表示长安城里已不再是市容整洁、井然有序了，而是荒芜破败，人烟稀少，草木杂生。这里，诗人睹物伤感，表现了强烈的黍离之悲。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无情而有泪，鸟无恨而惊心，花鸟是因人而具有了怨恨之情。春天的花儿原本娇艳明媚，香气迷人；春天的鸟儿应该欢呼雀跃，唱着委婉悦耳的歌声，给人以愉悦。“感时”、“恨别”都浓聚着杜甫因时伤怀，苦闷沉痛的忧愁。这两句的含意可以这样理解：我感于战败的时局，看到花开而潸然泪下；我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人内心痛苦，遇到乐景，反而引发更多的痛苦，就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样。杜甫继承了这种以乐景表现哀情的艺术手法，并赋予更深厚的情感，获得更为浓郁的艺术效果。诗人痛感国破家亡的苦恨，越是美好的景象，越会增添内心的伤痛。这联通过景物描写，借景生情，移情于物。表现了诗人忧伤国事，思念家人的深沉感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人想到：战火已经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一个春天，仍然没有结束。唐玄宗都被迫逃亡蜀地，唐肃宗刚刚继位，但是官军暂时还没有获得有利形势，至今还未能收复西京，看来这场战争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想起自己流落被俘，扣留在敌军营，好久没有妻儿的音信，他们生死未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要能得到封家书该多好啊。“家书抵万金”，含有多少辛酸、多少期盼，反映了诗人在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战争是一封家书胜过“万金”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所有受战争追害的人民的共同心理，反映出广大人民反对战争，期望和平安乐的美好愿望，很自然地使人产生共鸣。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连月，家书不至，国愁家忧齐上心头，内忧外患纠缠难解。眼前一片惨戚景象，内心焦虑至极，极无聊赖时刻，搔首徘徊，意志踌躇，青丝变成白发。自离家以来一直在战乱中奔波流浪，而又身陷于长安数月，头发更为稀疏，用手搔发，顿觉稀少短浅，简直连发簪也插不住了。诗人由国破家亡、战乱分离写到自己的衰老。 “白发”是愁出来的，“搔”欲解愁而愁更愁。头发白了、疏了，从头发的变化，使读者感到诗人内心的痛苦和愁怨，读者更加体会到诗人伤时忧国、思念家人的真切形象，这是一个感人至深、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且这首诗结构紧凑，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由登高望远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开篇描绘国都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了很久，以致于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表现了在典型的时代背景下所生成的典型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也展示出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
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楞严经》曾对什么是“浊”有一段阐发：“譬如清水，清洁本然，即彼尘土灰沙之伦，本质留碍，二体法尔，性不相循。有世间人取彼土尘，投于净水，土失留碍，水亡清洁，容貌汩然，名之为浊。”也就是说，“浊”是尘土和清水发生了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段论述说得更为明确：“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苏轼的诗简直就是这段话的形象化。
从字面上看是说，如果说琴可以自己发声，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盒子里就没了乐声？如果说声音是由手指头发出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凑过耳朵靠近指头直接听到乐声呢？
苏轼在这首诗中思考是：琴是如何发出声音的？根据科学依据可知，其实，琴能演奏出优美的音乐，这不光需要靠琴，还要靠人的指头弹动、敲击钢丝 ,产生振动发出，人的手指和琴同时存在是发出琴音的物质基础，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奏出优美的音乐。
由于钢丝的粗细不同，所以按不同的键，木槌就会敲击相应的钢， 发出不同的声音。
从禅理方面来说，诗人以琴声来解说禅理。诗人通过反问的方式，巧妙而形象地说明了是琴与指的结合，才产生了精美的琴声。一方面，不论是从单纯的琴来说，还是单纯的指来说，其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在就能发出琴声来，这就是“有”；但琴与指都是无法独自产生出美妙音乐来的，这就是“无”；另一方面，精妙绝伦的琴声却又是的的确确从琴和手指上发出来的，琴声是潜存于琴与指上的，这就是“有”。缺少了琴与指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发出优美的琴声来，这又是“无”。正是这种“无中生有”、“有来自无”、“有无相生”、“有无结合”才会产生美妙无比的琴声来，从而揭示了“有”与“无”结合、“有”“无”统一才能生成万物的普遍道理。须知，琴声潜在于琴上，要靠指头点拨，即靠“有”的推动才能发出声来，但光有指头也无济于事，“有”必依赖“无”即潜在于琴身的音才可生出声。总之，有无相生是万物生成之本。
该诗哲理性很强，富有禅机。佛教视有为无，视生为灭，追求无声无形不生不减，音乐的真实即虚无，所以音乐无所谓真实与否，要以“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通过内心的感受而自得、反悟禅道。《题沈君琴》否定了琴、指两者和音乐之声的关系，其思想和《楞严经》“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两圆离，是则常真实”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