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以主祀黄河河神为题,假借一次九河的神游之旅,象征表现出深深的故国之思最终战胜“远逝以自疏”的去国之念的矛盾心态,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的情怀。全诗景物美丽神奇,情感激昂奋发。
这首诗开篇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屈原有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此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而河伯的家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但是还要发问。对其发问的原因,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想要继续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
前一首词写男女之间的私会,是女子在晚上潜往男子的居处。这首词仍是写私会,却是男子悄然行至女子的寝所,时间则是在正午。
词中所写只是二人相对的一个片刻,女子写得娇羞妩媚,男子写得温柔体贴,一片脉脉深情。首句中“蓬莱”、“天台”的形容,不仅暗寓女子的美貌,也代指居所的精美,下启“画堂”,再加修饰,有一种金屋藏娇的意味。而用一“闭”字,强调深居禁严,难以接触,巳露出私情消息,与下片中的“潜来”相呼应。“人无语”,既指“昼寝”时光,周遭静谧无声,也表示到来的步履悄悄,不曾有所惊动。既没有惊动侍从,也没有惊动正在午睡的爱人,于是男子得以俯身注视卧榻上的爱人。她睡得香甜,睡得酣畅。乌黑闪亮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枕头上,绣花夏衣又轻又薄,透出那身体特有的香味,令人心醉。或是身体的移动,或是脚步的挪动,一个不经意的细微动作.带动了男子身上悬垂的玉佩,发出一二声清脆的鸣响,惊醒了梦中人。只见她双眸慢慢睁开,正与俯看者的目光相对,笑容随即在美丽的脸庞上轻轻荡漾,二人无语,“相看无限情”。这传神的描写,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上片写“潜来”光景,下片写“相看”情景,过片以“珠琐”承绣衣,正将会见的双方相联系。两阕一气呵成,上下之间,几乎不见痕迹。结句最有味,本是一方行为的叙述,此时换作了双方感情的交汇,虽是平平的描述,但热烈在其中。
词中的“鸳鸯梦”用得很着力。因是思念而有“潜来”,因是深爱而俯身含情凝视,故因己及入而推想女子睡得如此香甜,一定是在梦中有相聚,鸳鸯正成双。唯其如此,女子“惊觉”之时,才不以为惊,而是“慢脸笑盈盈”。“鸳鸯梦”虽是猜测,却是感情的祈愿,因而将现实与幻梦浑然交织,梦里梦外,写出二人的心灵相通。注目相对之时,自有无限的柔情。又如“盈盈”二字的巧用。“盈盈”与“笑”相连,是形容笑容的可爱,而“盈盈”又可独立出来形容目光,刻画“相看”的情态,可谓是一词多义。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