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主旨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祭祀河伯的祭歌，歌中没有礼祀之词，而是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大约是以恋歌情歌作为娱神的祭词。也有学者认为此诗是以主祀黄河河神为题，假借一次九河的神游之旅，象征表现出深深的故国之思最终战胜“远逝以自疏”的去国之念的矛盾心态，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的情怀。全诗景物美丽神奇，情感激昂奋发。
这首诗开篇就以开阔的视野，通过主祭者的眼睛对黄河（河神）的伟大雄壮进行了描述。大风起兮，波浪翻腾，气势非凡。河神遨游黄河，驾着水车，车顶覆盖着荷叶。驾车的是神异的飞龙，两龙为驾，螭龙为骖，是何等威赫。
河伯驾驭龙车，溯流而上，一直飞到黄河的发源地昆仑山。来到昆仑，登高一望，面对浩浩荡荡的黄河，不禁心胸开张，意气昂扬。所遗憾的是天色将晚还忘了归去。昆仑虽是作者的故乡（帝高阳的发祥地），但他所怀念的家却是在遥远的河上。屈原有认宗亲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他对楚国楚君和楚国人民的精诚之爱。他愁思未解时，往往想到故乡（昆仑）。河伯看到故乡后就很悲伤，悲伤之后还是得回到家里（对屈原来说就是郢都）。这种情愫既在《离骚》《远游》等篇中都有明显的流露，那么在此诗中应是又一次表现。
而河伯的家是锦鳞披盖的华屋，是雕绘蛟龙的大堂，紫贝堆砌的城阙，朱红涂饰的宫殿。河伯既是河中之神，居于水下本是极自然的。居所如此的华美，但是还要发问。对其发问的原因，过去一些解说有点勉强，联系上文，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但内心的矛盾对于有着博大胸怀的河伯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一面，所以接下来仍乘着白色的灵物大鳖，边上跟随着有斑纹的鲤鱼（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画中有神人驾龙车，鲤鱼在旁边游动的画面），在河上畅游，看到的是浩荡的黄河之水缓缓而来，这一幕场景显得宏大而深沉。
最后，当河伯想要继续往东行时，他和主祭者握手道别，主祭者送他（“美人”在屈赋中多指贤人或所怀念者）到面南的水边分手处。河伯巡视于黄河下游，那波涛滚滚而来，热烈地欢迎河伯的莅临，那成群结队排列成行的鱼儿伴随着河伯，为他护驾。这里的人物关系转换很明确，主祭者告别后，波涛欢迎、鱼儿随从的对象只是河伯。末一个“予”字，不仅点出了主人公，而这样的安排或许也暗示了楚国人民对作者的感情。
前一首词写男女之间的私会，是女子在晚上潜往男子的居处。这首词仍是写私会，却是男子悄然行至女子的寝所，时间则是在正午。
词中所写只是二人相对的一个片刻，女子写得娇羞妩媚，男子写得温柔体贴，一片脉脉深情。首句中“蓬莱”、“天台”的形容，不仅暗寓女子的美貌，也代指居所的精美，下启“画堂”，再加修饰，有一种金屋藏娇的意味。而用一“闭”字，强调深居禁严，难以接触，巳露出私情消息，与下片中的“潜来”相呼应。“人无语”，既指“昼寝”时光，周遭静谧无声，也表示到来的步履悄悄，不曾有所惊动。既没有惊动侍从，也没有惊动正在午睡的爱人，于是男子得以俯身注视卧榻上的爱人。她睡得香甜，睡得酣畅。乌黑闪亮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枕头上，绣花夏衣又轻又薄，透出那身体特有的香味，令人心醉。或是身体的移动，或是脚步的挪动，一个不经意的细微动作．带动了男子身上悬垂的玉佩，发出一二声清脆的鸣响，惊醒了梦中人。只见她双眸慢慢睁开，正与俯看者的目光相对，笑容随即在美丽的脸庞上轻轻荡漾，二人无语，“相看无限情”。这传神的描写，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上片写“潜来”光景，下片写“相看”情景，过片以“珠琐”承绣衣，正将会见的双方相联系。两阕一气呵成，上下之间，几乎不见痕迹。结句最有味，本是一方行为的叙述，此时换作了双方感情的交汇，虽是平平的描述，但热烈在其中。
词中的“鸳鸯梦”用得很着力。因是思念而有“潜来”，因是深爱而俯身含情凝视，故因己及入而推想女子睡得如此香甜，一定是在梦中有相聚，鸳鸯正成双。唯其如此，女子“惊觉”之时，才不以为惊，而是“慢脸笑盈盈”。“鸳鸯梦”虽是猜测，却是感情的祈愿，因而将现实与幻梦浑然交织，梦里梦外，写出二人的心灵相通。注目相对之时，自有无限的柔情。又如“盈盈”二字的巧用。“盈盈”与“笑”相连，是形容笑容的可爱，而“盈盈”又可独立出来形容目光，刻画“相看”的情态，可谓是一词多义。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