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这首诗中的“山鬼”究竟是女神还是男神存在争议。宋元以前的楚辞家多据《国语》《左传》所说,定山鬼为“木石之怪”、“魑魅魍魉”,而视之为男性山怪。但元明时期的画家,却依诗中的描摹,颇有绘作“窈窕”动人的女神的。清人顾成天《九歌解》首倡山鬼为“巫山神女”之说,又经游国恩、郭沫若的阐发,“山鬼”当为“女鬼”或“女神”的意见,遂被广泛接受。此处品赏即以此说为据,想来与诗中所述山鬼的形象也更为接近。
苏雪林提出《九歌》表现“人神恋爱”之说以后,大多数研究家均以“山鬼”与“公子”的失恋解说此诗。该说法似乎不妥。按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是不降临祭祀现场的。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此诗一开头,那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就正喜孜孜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从诗人对巫者装束的精妙描摹,可知楚人传说中的山鬼该是怎样倩丽,“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个远镜头。诗人下一“若”字,状貌她在山隈间忽隐忽现的身影,开笔即给人以缥缈神奇之感。镜头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清新鲜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独具的风采!此刻,她一双眼波正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更使笑靥生辉!“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处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却比《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之类铺排,显得更觉轻灵传神。女巫如此装扮,本意在引得神灵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灵)慕予兮善窈窕”——“我这样美好,可要把你羡慕死了”:口吻也是按传说的山鬼性格设计的,开口便是不假掩饰的自夸自赞,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这是通过女巫的装扮和口吻为山鬼画像,应该说已极精妙了。诗人却还嫌气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将镜头推开,色彩浓烈地渲染她的车驾随从:“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真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捻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
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情节出现了曲折,诗情也由此从欢快的顶峰跌落。满怀喜悦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险耽误了时间,竟没能接到山鬼姑娘(这当然是按“望祀”而神灵不临现场的礼俗构思的)!她懊恼、哀愁,同时又怀着一线希冀,开始在山林间寻找。诗中正是运用不断转换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女巫的这一寻找过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巅俯瞰深林,但溶溶升腾的山雾,却遮蔽了她焦急顾盼的视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丛,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间的飘风、飞洒的阵雨,似乎全为神灵所催发,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们祭祀山灵,无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现在见不到神灵,就没有谁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长驻了。为了宽慰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间采食灵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寿。这些描述,写的虽是巫者寻找神灵时的思虑,表达的则正是世人共有的愿望和人生惆怅。诗人还特别妙于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怅忘归”,分明对神灵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闲”,转眼却又怨意全消,反去为山鬼姑娘的不临辩解起来。“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与开头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还在自夸自赞,但放在此处,则又隐隐透露了不遇神灵的自怜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对山鬼不临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开口诉说之时,却又推说是神灵。这些诗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现得复杂而又微妙。
到了此诗结尾一节,神灵的不临已成定局,诗中由此出现了哀婉啸叹的变徵之音。“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三句,将雷鸣猿啼、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见出山鬼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迎神女巫心头的痛切呼号——她开初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料想神灵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现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恻,便愈能引得神灵的垂悯和呵护。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