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姊子。年十八,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初从卫青击匈奴,屡立战功,封冠军侯,三年后为骠骑将军。曾与卫青一起击败匈奴主力,对安定边界做出卓绝贡献。此诗咏霍将军北伐,与齐梁之际南北对峙的形势有关,例如南齐武帝欲北伐,多次临琅邪城讲武;又如公元505年(天监四年),梁武帝命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率众北伐。但诗歌的具体作年难于考订。诗人借歌咏霍去病击败匈奴事,抒发了为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尽管凭借当时南方政权的国力希冀北伐成功并非易事,但诗歌所表现的进取精神,在那个时代却是难能可贵的。
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北方和西北边患又变得严重了。汉武帝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战争,才基本确保了边地的安全。霍将军曾多次与匈奴接战,长驱二千余里,击败左贤王,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建功而还。诗歌首四句记出征,并描绘长城地势的险要。霍将军仗节拥旄,肩负国家重托,率部北伐,远出长城。“汗马”,或释为战功,似不确。据诗意,汗马当是西域名贵汗血马的省称。将军乘骑高大的汗血马、拥旄使节,军威何其雄壮!“万里与云(一作阴)平”,承“地势险”,不仅写出长城的气势,长城外地域的广漠辽阔,而且创造出一种悲壮苍凉的氛围。“凉秋八九月”六句追叙师出长城之由。秋高气爽,马肥人壮,正是匈奴用兵的大好季节。敌骑南践幽、并两州,严重威胁西汉边地。飞狐战云密布,日色格外昏暗;瀚海兵事迭起,云雾阴霾若愁。“飞狐”,塞名,其地约在今河北蔚县东南;“瀚海”,又写作翰海,一般认为在今蒙古高原。此诗所用地名均为泛指,不必坐实。“白日晚”、“愁云生”,以边地之景渲染战事的紧急,并跌出“羽书”、“刁斗”。羽书不时断绝,军情不达,足见道路已为敌人所阻。“刁斗”,昼炊之具,夜则击之以警戒,为行军两用之物,此言昼夜为敌所惊。敌入之速,来势之猛,战事之急迫,由此可见。霍将军就是在这样警急的形势下出师长城的,他系国家安危于一己之身,责任何其重大!
“乘墉挥宝剑”八句,描绘破敌,慷慨淋漓,扣人心弦,用笔高壮。在这严峻的关头,霍将军从容不迫,登城指挥将士却敌。宝剑所向,旌旗遮空蔽日,勇士良将,无一不奋勇争先;兵法阵法,出奇制胜。“挥宝剑”,生动地描绘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主帅形象,同时还暗用楚王登城挥太阿宝剑,晋、郑之师围楚三年一朝破败的典故,已寓克敌制胜之意。“七萃士”,周代禁军,此指勇士。“云屯”,如云屯聚,一状士多将广,二形容全军上下凝聚一心。“鱼丽”,古兵阵,见《左传·桓公五年》。“六郡”,据《汉书·地理志》,汉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多出名将。真是将精卒勇,锐不可当。“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这两句是破敌过程的小插曲。“胡笳”、“羌笛”,边地少数民族乐器。“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远离中原,北出边关,深入荒漠,羌笛一曲,胡笳数声,未免牵动征战将士的乡思之情。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更见将士对国家的忠良气节。在铺叙紧张的战事中插入“胡笳”两句,文势起伏,回肠荡气,避免了行文的平板,更能打动人心。“骨都”、“日逐”,均匈奴侯王名。“自詟”,自惊慑;“亡精”,丧精亡魄,丢魂失胆。在霍将军的指挥下,击败了匈奴,北伐获得全胜。“自詟”、“亡精”,反衬霍将军的胆威及非凡的军事才能。上一节用“羽书”、“刁斗”,这一节用“胡笳”、“羌笳”,上一节用“飞狐”、“瀚海”,这一节用“骨都”、“日逐”,步步相为映发,相互照应,遣词谋篇用心良苦。
“玉门”至篇终,回师后事。“斥候”,今言侦察兵。玉门一带,战火已停。武帝为霍将军营造最好的住宅,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遂传为千古美谈。“万庾积”,言其位尊禄厚;“百行成”,言其才高望重。“玉门”四句,极形容霍将军屡建功勋后受到国家的优宠。天长地久,但是人生短暂;将军虽然功成名就,但享福未多,人已迁化(死时年仅二十四)。“激楚”,楚歌曲;“高台倾”,指霍去病之死。“位登”,“功立”后嵌入“天长”四句,沉郁低回,紧接着又用“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两句振起作结,先抑后扬,顿挫跌宕,情调慷慨激昂,高亢有力。“麟阁”,即“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汉武帝获麒麟时作此阁,图画其像于阁,遂名为麒麟阁。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曾图画股肱之臣的形貌,署其官爵姓名于阁,以思其美。此诗借宣帝事,指出骠骑虽然过早谢世,但名雄千古,为后人所敬慕。
虞羲作品今存不多,但其诗作在南齐时就以其独特的“清拔”风格受到永明代表诗人谢朓的嗟赏称颂。后人评此诗曰:“高壮开唐人之先,巳稍洗尔时纤卑习气矣”(《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八);“不为纤靡之习所困,居然杰作”(《古诗源》卷十三),都较准确地指出它与齐梁之际众作不同的特色在于不纤弱,在于高壮有气势。的确,齐梁间诗坛上能结合时事,寄寓作者高怀壮志,昂奋激发人心的诗作并不多见。此诗《文选》归入“咏史”类,篇幅还是较长的,何焯云:“妙在起伏,非徒铺叙为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由于诗人善于驾驭,避免咏史诗较常见的平铺直叙,写得起伏跌宕。诗中描写边塞的一些语词、典故,多可回味,有的甚至为后代边塞诗所习用。此诗上承鲍照描写边塞的诗作(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下开唐人边塞诗之先,虽然情调尚不及唐人的俊快刚健,但如何焯所指出,实为杜甫《前后出塞》所祖,在边塞诗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此词分以下几个方面下笔:建康的地理形势、眼前的败落景象,并用东晋名相谢安的遭遇自喻,表达词人缺乏知音同志之士的苦闷,最后用长江风浪险恶,暗指南宋的危局。
开头三句,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内心感情基调。然后再围绕主题,一层一曲地舒展开来。“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是说词人登上高楼,触景生情,引起无限感慨。“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闲愁”,是作者故作轻松之笔,其实是作者关心国事但身不在要位始终不能伸抗金之志的深深忧愁。
四、五两句,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把“吊古伤今”落到实处。“虎踞龙蟠何处是”?问话中透出今不比昔的悲凉。据《金陵图经》记载:“石头城在建康府上元县西五里。诸葛亮谓吴大帝曰:‘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正因为如此,建康曾经成为六朝的国都。但在辛弃疾看来,此时却徒留空名,和一片败亡的气息。这里暗中,谴责南宋朝廷不利用建康的有利地形抗击金兵、收复中原饱含感情的问答异常生动地勾画出词人大声疾呼、痛苦欲绝、气愤填膺的形象。“千亡满目”,“千亡”是偏义词,侧重于“亡”字。
“柳外斜阳”五句,是建康眼前的景象,把“千亡满目”落到实处,渲染一种国势渐衰悲凉凄楚的气氛:夕阳斜照在迷茫的柳树上;在水边觅食的鸟儿,急促地飞回窝巢;垅上的乔木,被狂风吹打,飘落下片片黄叶;一只孤零零的小船,漂泊在秦淮河中,匆匆地向西边驶;不知何人,吹奏起悲凉的笛声。映入词入眼帘怎能不勾起作者忧国的感叹。同时词人独选此景,也正是意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构思而言,上片三个层次,采用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的笔法,衔接极为严密。而各个层次,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和强化主题。
上片十句侧重于吊古伤今。下片十句则侧重于表现词人志不得神、无法实现抗金国收河山壮志的愁苦,及其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下片亦分三个层次,前五句为一个层次,是曲笔。次三句为一个层次,是直抒胸臆。最后两句为一个层次,是比喻。各层次的笔法虽不相同,但能相辅相成,浑然符契。
“却忆安石风流”五句,用谢安(安石)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等典故。前三句写谢安早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等知名文人,“渔弋山水”、“言咏属文”,风流倜傥逍遥洒脱。作者借此表达自己本也可隐居安逸但忧国之心使其尽小国事,以至“泪落哀筝曲”。晋孝武帝司马曜执政,谢安出任宰相,后来受谗被疏远。
“泪落哀筝曲”,是写谢安被疏远后,孝武帝有次设宴款待大将桓伊,谢安在座。桓伊擅长弹筝,谢安为孝武帝弹一曲《怨诗》,借以表白谢安对皇帝的忠心,和忠而见疑的委屈,声节慷慨,谢安深受感动,泪下沾襟。孝武帝亦颇有愧色。词人在此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曲折隐晦地表达未见重用志不得伸的情怀。“儿辈”两句,写谢安出任宰相未被疏前,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领兵八万,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九十万大军的事。当捷报传到健康,谢安正在和别人下棋。谢安了无喜色,仍下棋如故。别人问谢安战况时,谢安才漫不经心的答道:“小儿辈遂已破贼。”这段历史,本来说明谢安主持国事,沉着与矜持。可是,辛弃疾改变了它的原意,把词意变成:建立功名的事,让给小儿辈干吧,我只须整天下棋消磨岁月!不难看出,这里包含着词人壮志未酬、虚度年华的愁苦,同时也给予议和派以极大的讽刺。
辛弃疾为词气魄不亚于东坡,但这里却屡用喻指,语含讥讽,可见长期的压抑使之极度愤懑,而面对现实除了无奈更别无他法。
“宝镜”三句,笔锋又双从历史转到现实,词人用寻觅不到“宝镜”、夜幕降临、无人劝酒,暗喻壮志忠心不为人知、知音难觅的苦闷。“宝镜”,唐李濬《松窗杂录》载秦淮河有渔人网得宝镜,能照见五脏六腑,渔人大惊,失手宝镜落水,后遂不能再得。这里借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的报国忠心保国之才无人鉴察。刘熙载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俚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艺概·词曲概》)的确,“宝镜”三句,感情基调虽然悲愤沉郁,但词句却含蓄蕴藉,优美动人。
最后两句,境界幽远,寓意颇深。它写词人眺望江面,看到狂风怒号,便预感到风势将会愈来愈大,可能明朝长江卷起的巨浪,会把岸上的房屋推翻。这两句不仅写出江上波涛的险恶,也暗示对时局险恶的忧虑。
“吊古”之作,大都抒发感慨或鸣不平。辛弃疾写得尤其成功,感人至深。《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即说明辛词此类作品的豪放风格。
这首词写一位南方少女偶尔遇到一位少年,一见钟情,巧妙地佯失双钗,暗约相会。摹写传神,感情纯朴。
前三句:“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记写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在越秀山上,越王台前,初春的一个傍晚,晴空万里,霞光映天,刺桐花(初春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南国风光。这明媚娇艳的景象,为情人相会点染出一幅绚丽的背景,烘托出欢快的气氛。据称:“宋元时代,回教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记入其旅行记载。”(《辞海》缩印本1842页),而李珣在百花丛中独举刺桐花,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东来的“回教”人即以此来标举自己葆有本民族的特质。
后三句描绘出了少女回眸属意的神态,遗物留情的举动,以及少女羞涩的心理和含情脉脉的情态。此后情形也留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其中“遗双翠”包蕴了四层意思:少女“暗里回眸”时,发现少年也在注意自己,所以才“遗双翠”表明心迹;少女虽然对少年“深属意”,但不知人家对自己是否也有意,所以才“遗双翠”发出试探;少男少女你有情我有意,但碍于游人众多,不便表白,所以才“遗双翠”期约到河对岸的林中相会;或者说,那“双翠”就是定情信物。
仅仅三十三字的一首小词,能用景物描绘构成色彩斑烂的背景,用人物举动刻画心理活动,塑造一个多情而聪明的少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中说:“五代人词大都奇艳如古蔷锦,惟李德润词,有以清胜者,有以质胜者,愈质愈厚。”以此词而论,写艳情而无艳语,清新与质朴兼备,自然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纯用白描手法,写得自然流畅,空灵雅致。对于此词本色生动的语言,历来有较高评价。一般认为。它可以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媲美。与《花间集》崇尚艳丽的总体风格不同,开出了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