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广文馆的曾巩，来自南丰地区，想进太学，与那里的各位学生一同向考官求教。考官收纳各方有才学的人，按照考试标准，一律以统一的要求衡量。那些不合乎考试要求的就被淘汰；即使是雄伟超出之材，其中有细微之处不合标准，也淘汰不录取。侥幸遇到好考官，也不过同众人一样同情惋惜，好像录取和淘汰都不关自己的事，推诿地说：“考官有考试标准，不能考中有什么办法。”考官本来不能承担应有的贵任，而社会上的人也不因此对考官责备，大家都说：“他考不中，是考试有规则的原因啊。”更有不幸，考官掌握标准有失误，就往往会失去很多人材而得到的很少了。
哎！考官所掌握的真的是优质的考试标准吗？为什么长时间不进行改革呢？何况像曾巩这样的学业水平，他的优秀文章，本己达到雄伟杰出的境界，一般文章，也合乎考试标准；但考官还是将他淘汰，真是奇怪啊！然而曾巩没有指责同考，不怪罪于考官，把回家乡攻读的想法告诉我，想继续拓展自己学识并坚守原有的特色。我起初惊叹他的文章，又赞叹他志向豪壮。正如农夫不责怪灾年收成不好而依然勤奋地开荒播种，那些水旱之灾危害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能像这样有所收才获，那岂不是能得到很多吗？
曾巩囊中装着数十万言的文章来到京师，京师求学的人，没有向曾巩求教的，但曾巩也不凭这些文章谋求人事打通关系。我岂敢要求曾巩给我看文章，而是他委屈自己来拜访我。这正是京师读书人既不能向他求教，考官又失去他，而只有我得知他的缘故。现在他将回家乡，看到的这些文章，使我感到，曾巩可凭这些文章怜悯考官而祝贺我独自有识得人材之喜。
注释
曾巩：字子固，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
广文：广文馆。唐、宋均设广文馆，掌教国子监中学习进士业的学生。
太学：宋代国学之一，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人中俊异者皆可入学。
进于有司：指赴礼部应进士试。有司，此处指礼部。
敛：聚集。
操尺度：掌握衡量弃取文章的标准。
概以一法：用同一标准衡量。概，衡量。
魁垒拔出：高超特出。《汉书·鲍宣传》：“朝臣无有大儒骨鲠，自首耆艾，魁垒之士。”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魁垒，壮貌也。”
累黍：古代用黍粒为计量基准，这里指极小的数量。
非己事：与自己无关。
诿：推卸责任。
自任其责：自己承担责任。
失手：发生差错。
业：学业。
大者：指见识，思想。
小者：指文章技巧。
不非同进：不非议一同进考的学子。同进，同求进取者。
广其学而坚其守：扩充自己的学识，坚持自己的操守。
咎岁：责怪年成不好。
菑播：耕耘播种。菑，除草。
橐：口袋。这里用作动词，携带的意思。
求：访求，有赏识的意思。
辱：谦词，犹言承蒙。
顾：探望，访问。
吊有司：意思是试官不选拔曾巩是一件严重的损失。吊，伤痛，与“贺”相对。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李煜在这篇文章中，极力表达的是对过去奢靡生活的追悔之情。李煜写这篇文章时，萦绕在心中的不仅有思念兄弟之情，更多的是对国事的忧威，即所谓“怆家艰之如毁”，只不过惧于当时的情势，不敢言明而已。
在这篇文章中，李煜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表述了自己手足不得相见的悲伤之情，以及对年轻时候兄弟们奢侈享乐生活的怀念：“量珠聘伎，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邱山而委糟。”他感觉到，如今的手足分离，和当年这种不思振作的生活恐怕不无关系。“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那用兮泪涟满。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可谓此文名句。就在当年的三月，李煜继续派自己的弟弟李从谦如宋进贡珍宝器用金帛、并买宴钱，数量加倍。
文章以“尔之告我，曾非所宜”为结束，呼应开头的“左右进言”，说明在国破家亡与兄弟离索的悲痛心情下庆祝节日并不合适。
词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着离她而去的远行人，与一般闺怨诗词不同的是，这位远行人不是去求仕、戍边、经商，而是去“游冶”，这就使女主人公处在更为悲惨的境地：相思之苦加上被弃之痛。
词从“绣帏睡起”开端，写了一整天的情况，实际是女主人公在爱人远行后长长一段时间的缩影。看似平淡无奇，却为下文尽情展衍留足余地。“藻井凝尘”言室内凌乱，无心洒扫，“金梯铺鲜”言室外冷落，无人来往，这是写她生活的环境。“寂寞凤楼十二”一句中的“寂寞”二字，可说是对刚才的总结，也是上片的核心。“风絮”二句以反衬的手法写美丽的春景，与“藻井凝尘，金梯铺鲜”形成鲜明的对比。“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是她一天寂寞生活的概括，突出女主人公无心欣赏美景的心态。“望远行”二句写女主人公登高望远，希望游子会回到自己的身边。春已归却不见远人归影，着一“悄”字，说明女主人公不知几度登高又几度失望，这是寂寞中的希冀与希冀后的失落，失落自然更加重了她的寂寞。
过片换头“凝睇”二字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不是她凝神远望归骑的目光，而是盼望落空后那失神而凝滞的目光，这目光又开启下片抒发内心情愫的一连申行动。她想排遣离愁，但却苦于“无计”；只有拔下头上的金钗换酒，求助于酒醉后的解脱，无奈无聊的自斟自饮反更添愁情以至珠泪涟涟。愁中的醉，醉后的泪，欲昏反醒，欲笑反泪。“待伊游冶归来”五句为女主人公的心理想法，最后她还是寄望于远行人的重归，待那时，要故意换下宽大的衣饰，束紧薄薄的丝裙，让那薄情人看看瘦减的“纤腰”，让他相信我因思念他而变得如此憔悴。此五句虽化用了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诗意，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思妇恨游子不归，盼游子快归，幻想游子归来之后悲喜交加的心态写的淋漓尽致。
这下片自“凝睇”开端以后，先以“无计”，继之“但……”、“空……”、“争奈……”、“待……”，一连串行动，从纪实写到设想，从行动写到内心，写出了这个女子怨而不怒、徒劳挣扎的整个过程。但这个远行人会不会归来呢？设若他真的归来了，会不会因为女主人公的憔悴而动了怜爱之心从此不再去“游冶”呢？词结束了，女主人公的悲剧却并没有结束。
柳永作为一个男性词人，极真实地写出了被弃的善良弱女子可悲的无助的境遇，这是基于柳永对女性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这首诗自起句至“骨肉十年终眼青”为第一段，写送别。它不转韵，穿插四句七言之外，连用六句九言长句，用排比法一口气倾泻而出；九言长句，音调铿锵，词藻富丽：这在黄庭坚诗中是很少见的“别调”。这种机调和词藻，颇为读者所喜爱，所以此诗传诵较广，用陈衍评黄庭坚《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是“此老最合时宜语”。但此段前面八句，内容比较一般：说要用蒲城的美酒请王纯亮喝，在酒中浮上几片屈原喜欢吞嚼的“秋菊之落英”，酒可用来浇消王郎胸中的不平“磊块”，菊可以像陶渊明所说的，用来控制人世因年龄增而早衰；要用歙州黟县所产的好墨送王，用王维《渭城曲》那样“阳关堕泪”的歌声来饯别，墨好才能让王郎传写“万古文章”的“心印”（古今作家心心相印的妙谛），歌声以表“兄弟”般的“一家”亲戚之情。此外，这个调子，也非作者首创，从远处说来自鲍照《拟行路难》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等句；从近处说，来自欧阳修的《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嘉》起四句：“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鬂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虽有发展，仍属铺张，不能代表黄庭坚写诗的功力。到了这一段最后两句“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才见黄诗功力，用陈衍评《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就是露出“狂奴故态”。这两句诗，从杜甫诗“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化出，作者还有类似句子，但以用在这里的两句为最好。它突以峭硬矗立之笔，煞住前面诗句的倾泻之势、和谐之调，有如黄河中流的“砥柱”一样有力。从前面写一时的送别，忽转入写彼此长期的关系，急转硬煞，此其一；两句中写了十年之间，彼此奔波千里，到了头发发白，逼近衰老，变化很大，不变的只是亲如“骨肉”和“青眼”相看的感情，内容很广，高度压缩于句内，此其二；词藻仍然俏丽，笔力变为遒劲峭硬，此其三。这种地方，最见黄诗本领。
第二段八句，转押仄韵，承上段结联，赞美王郎，并作临别赠言。“连床夜语”四句，说王郎来探，彼此连床夜话，常谈到鸡声报晓的时候，王郎学问渊博，像“无底”的“书囊”，谈话的资料没完没了；欣喜王郎读书有得，功深如此，别后必然继续猛进，就不用怨恨书信不能常通了。由来会写到深谈，由深谈写到钦佩王郎的学问和对别后的设想，笔调转为顺遂畅适，又一变。“炒沙作縻”四句，承上读书、治学而来，发为议论，以作赠言，突兀遒劲，笔调又再变而与“江山”两句相接应。这四句的意思是：追求写“工巧”的文章，像“炒沙作縻”，无法填饱肚子，像镂刻冰块，不能持久；应该收敛心神，潜心道义，战胜虚华，才能体会出孔子、孟子之道如日月经天。黄庭坚致力于词章，力求“工巧”，但又有文章要为“道”服务的观念，所以认为读书治学，要以身体力行孔、孟之道为主。实际上黄庭坚本身是诗人，不可能真正轻弃词章，这里只是表现他把儒家的修身、济世之道放在第一位而已。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说王郎的弟弟能替他管理家事，妻子能烹制美餐孝敬婆婆，儿子能读诗书，女儿能织丝麻，家中无内顾之忧，可以好好烹茶读书，安居自适。王郎曾经考进士不第，这时又没有做官，闲居家中，所以结尾用这四句话劝慰他。情调趋于闲适，组句仍求精炼，表现了黄诗所追求的“理趣”。
这首诗多数人喜欢它的前半，其实功力见于“江山千里”以下的后半。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要体会这种长处，主要在后半。
蒿里在泰山下。迷信传说，人死之后魂魄归于蒿里。歌的开头提出疑问：“蒿里谁家地？”疑问的所以提出，在于下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人间从来等级森严，凡事分别流品，绝无混淆，似乎天经地义。所以诗人不解：这“蒿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那里为什么不分贤愚贵贱？人间由皇帝老子、王公大臣及其鹰犬爪牙统治，那么，这另一个世界，是“谁家”的天下，归谁掌管呢？人活着的时候绝无平等可言，死后就彼此彼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两句说，“鬼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旦他叫你去，你想稍稍踟蹰一下也不可能。“催促”得那样急，到底为的什么？求情祷告不行，威逼利诱也不行。人间的万能之物——权势、金钱、这时候完全失去效用，不能代死。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看来，“鬼伯”是最公正廉洁的。然而，他可敬却不可亲，没有人不怕他。不管凤子龙孙，也不管皇亲国戚，他都是一副铁面孔，决不法外开恩，也不承认特权。无论什么人，对他都无计可施。
这篇歌辞反映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种种思索。但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其认识还不能离开唯心论的前提。
艺术表现上，此诗则以自然见其本色。全篇四句，两两设为问答，如随口吟唱，联类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