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广文馆的曾巩,来自南丰地区,想进太学,与那里的各位学生一同向考官求教。考官收纳各方有才学的人,按照考试标准,一律以统一的要求衡量。那些不合乎考试要求的就被淘汰;即使是雄伟超出之材,其中有细微之处不合标准,也淘汰不录取。侥幸遇到好考官,也不过同众人一样同情惋惜,好像录取和淘汰都不关自己的事,推诿地说:“考官有考试标准,不能考中有什么办法。”考官本来不能承担应有的贵任,而社会上的人也不因此对考官责备,大家都说:“他考不中,是考试有规则的原因啊。”更有不幸,考官掌握标准有失误,就往往会失去很多人材而得到的很少了。
哎!考官所掌握的真的是优质的考试标准吗?为什么长时间不进行改革呢?何况像曾巩这样的学业水平,他的优秀文章,本己达到雄伟杰出的境界,一般文章,也合乎考试标准;但考官还是将他淘汰,真是奇怪啊!然而曾巩没有指责同考,不怪罪于考官,把回家乡攻读的想法告诉我,想继续拓展自己学识并坚守原有的特色。我起初惊叹他的文章,又赞叹他志向豪壮。正如农夫不责怪灾年收成不好而依然勤奋地开荒播种,那些水旱之灾危害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能像这样有所收才获,那岂不是能得到很多吗?
曾巩囊中装着数十万言的文章来到京师,京师求学的人,没有向曾巩求教的,但曾巩也不凭这些文章谋求人事打通关系。我岂敢要求曾巩给我看文章,而是他委屈自己来拜访我。这正是京师读书人既不能向他求教,考官又失去他,而只有我得知他的缘故。现在他将回家乡,看到的这些文章,使我感到,曾巩可凭这些文章怜悯考官而祝贺我独自有识得人材之喜。
注释
曾巩:字子固,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
广文:广文馆。唐、宋均设广文馆,掌教国子监中学习进士业的学生。
太学:宋代国学之一,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人中俊异者皆可入学。
进于有司:指赴礼部应进士试。有司,此处指礼部。
敛:聚集。
操尺度:掌握衡量弃取文章的标准。
概以一法:用同一标准衡量。概,衡量。
魁垒拔出:高超特出。《汉书·鲍宣传》:“朝臣无有大儒骨鲠,自首耆艾,魁垒之士。”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魁垒,壮貌也。”
累黍:古代用黍粒为计量基准,这里指极小的数量。
非己事:与自己无关。
诿:推卸责任。
自任其责:自己承担责任。
失手:发生差错。
业:学业。
大者:指见识,思想。
小者:指文章技巧。
不非同进:不非议一同进考的学子。同进,同求进取者。
广其学而坚其守:扩充自己的学识,坚持自己的操守。
咎岁:责怪年成不好。
菑播:耕耘播种。菑,除草。
橐:口袋。这里用作动词,携带的意思。
求:访求,有赏识的意思。
辱:谦词,犹言承蒙。
顾:探望,访问。
吊有司:意思是试官不选拔曾巩是一件严重的损失。吊,伤痛,与“贺”相对。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作者以鲜明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石门山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色,表达了托病辞官后归隐的志趣,全文可分为二层。
第一层是第一句。作者以叙事开篇,交代了自己上个月归隐一事。为什么要归隐呢?作者没有明说,但“谢病”和“觅”已清楚地表明他是托病辞官,是自寻归隐的。由此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对政治的失望,这为下文作者尽态极妍地描写景物蓄势和张本。
第二层从第二句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一层主要描绘石门山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归隐后自得其乐的情趣。作者先交代了石门山的位置,接下运用神奇的想象力,巧妙地由静态转化为动态,从而写出石门山山高谷翠的景色特点:阴森森的峭壁直立天空,连接红霞;之零零的山峰高高耸立,遮挡太阳;幽邃的山洞里掩藏着白云;深深的溪谷旁青草丛生,绿树纷披。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动词,赋予石门山以生命活力,启发我们丰富的联想。同时,作者还绘声绘色,把山中描写成一个音乐的世界:溪流的淙淙声,鸣蝉的吟唱声,云鹤的叫唳声,猿猴的哀啼声,交织在一起,“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组成了优美的山林交响曲。作者铺写山中的各种声音,表面上看似热闹,其实却是以闹写静,显示出山高无人的幽静,这个地方,对于“素重幽居”的作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好去处,因而他“葺宇其上”。可见,作者选择这里幽居的理由是,高山的幽静契合了他想避开喧嚣浮繁尘世生活的淡泊宁静的心境,而漫山的菊花,遍地的竹实,不仅增添了这份幽静,而且,通过夸张地描绘这些芳洁美好的自然物,来美化诗人自己的品格,构成崇高完美、超然出俗的典型形象。“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用“仁智者”自比,不言而喻。总之,这段写景是为了表达“归隐”的思想。这是意脉,围绕这意脉,作者濡笔山林。而山林是作者隐居的生活环境,作者描写它,赞美它,正是表达了他摆脱了官场的羁绊所获得自由的满足和隐居的乐趣。意境鲜明,情趣盎然。
从表达方式看,文章先叙述,再写景,在写景中穿插了叙述,最后抒情,自由灵活。从描写景物的方法看,文章动静结合,以动写静,以动衬静,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修辞手法来看,有排比,有对偶,有拟人,手法多样。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精炼,极有表现力。如“争”字给人一种向上的气势,“限”字显示阻挡的威力,“办”字流露出心理上的满足。这些字都可以以一当十,足见作者遣词的功底非常深厚。
文章第一段概括介绍孟门山,由写水开始,黄河经屈县故城西,过风山,弯弯曲曲流经八十余里,到孟门山。第二段写孟门两岸山势及孟门一带水势,描绘出了河水奔腾、浊浪排空、一泻千里的景色。这篇散文文辞优美而绚丽,读之如身临其境。
文章首先叙述孟门山的地理位置及说明其地质情况,“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继而说明来历,既为水势怒涌绘出外观,也为下文叙写作好铺垫。
接着是文章主体,分三层说明:以夹岸山势描写开头,继而说明夹岸山石奇特形状,进而说明由于千百年的水石相击,终于水击石穿。作者落笔于山,着意于水,写出黄河与孟门山搏击的壮美景象。第二层着力写水的白气如云,描写真切生动,形象自然,如雾沾人,令人惊心动魄,奇特雄伟。第三层,着重说明波涛汹涌过孟门的气势,奔浪、悬流无比壮观,水势浩大,如狂如怒。水势鼓涌,如山腾起。奔腾的浪涛又向低处流去,水流之速,水势之大,实是气魄宏伟,这壮美既快人心意,又鼓人精神。其次,在于它美的丰富性。它不仅具有内在的无穷无尽的伟力,具有百折不回的韧劲,而且具有外在的色彩之美,声响之美和形体之美,给人以雄伟的美感,但有时它又呈现出温和与细腻。再次,在于它美的流逝性。水流在不同地段,从上口到下口,又具有“奔浪万寻”与“浚波颓垒”的变化。
这篇文章第一段写风山。第二、三段写孟门山。先写孟门山的位置,次引书证,然后具体写它是黄河的天险。作者在描绘客观景物时,注意和游观者的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水急浪猛,撞击山崖,山崖给人一种将要倾倒的感觉;崖岸的巨石,“若坠复依”,濒临险境,流水撞冲,激起如烟如雾如云的水气,飘飘渺渺,一旦窥探深流,更是令人魂悸魄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首词借写深秋萧瑟之景以抒发作者相思之愁绪,表达了作者对旧日恋人的深厚情意。全词写景多采用以情设景之法,在布景中运用多种方式渲染愁情。
词的发端“残叶翻浓”一韵,布出秋景,以渲染今之愁情。言秋风阵阵,残叶翻转,秋意更浓,残荷馀香,苦意栖存,一派秋声蕴含着幽怨之情。此是景中情,更是情中景。“云影摇寒”一韵,点出爱姬离去。先以景物铺染,白云舒卷满蕴着寒意,碧波摇荡不见伊人的倩影。“销腻”化用《阿房宫赋》:“渭流涨腻,弃脂水也。”以美人胭脂消失,暗写姬之离去。“动房人去深扃”明点姬去,绣门紧锁。此韵的“云影”“波尘”亦是情中景。昼成凄黯”一韵,写时光荏苒,更觉伤感。“雁飞过”言秋去。“垂杨转青”言春来。“昼成凄黯”为倒装句,言不管秋去还是春来,悲愁使人白天也是满目晦暗,满耳凄清。此非眼中景,而是以景抒情的情中景。歇拍“阑干横暮”一韵,眼前的凭栏处,只有暮霭横陈,昔日爱姬已远去不返。“酥印痕香”言爱姬玉腕香迹。“酥”形容皮肤洁白柔软如脂。“玉腕谁凭”此以设问句出之,带出无限伤感。
换头继写姬之离去。“菱花乍失娉婷”一韵,写菱花镜内再也照不见爱姬姣美的身影,“别岸围红”一韵,以设想之景作反衬,言他处是红花绕岸,美女如云,欢声笑语,而我这里,即或真的“重洗清杯,同追深夜”,也只能是“豆花寒落愁灯”,这里以“寒”“愁”修饰一灯如豆,可见“重洗清杯”“同追深夜”是设想之词,实不可能。此以虚写实,加浓了愁情的深度。上韵中的“千艳”“倾城”映树此韵中的“愁灯”,这正是以乐景写愁情,倍增其哀也。“近欢成梦”一韵,继写姬去之悲,“断云层、巫山几层”化用巫山神女的故事,言两人相爱已成梦幻。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息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最后“偷相怜处”一韵,亦设想之辞,表达了对姬之挚爱深情。言如果我另有新欢,岂不辜负你,使你伤情消瘦。黑尽金篝”指熏笼之香燃尽,既从夜达旦意。“云英”化用歌妓云英未嫁的典故。《唐才子传·罗隐》:“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オ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曰:‘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此词写景多采用以情设景之法,在布景中渲染愁情。渲染法多种多样,有用烘托法,如首韵以苦景烘托悲情;有用映衬法,如二、三韵以凄寒、黯淡之景映衬悲情;四韵以虚拟的玉腕印香不存之景映衬愁情;八韵以梦幻之景映衬惆怅之情;有的用对比法,如六、七韵以红艳之景反村豆灯寒愁之悲情。其二,此首词语锤炼极精。如“残叶翻浓”以“翻浓”修饰“残叶”,赋予“浓”字以深深的愁意,而且“浓”在“翻”字之后,使愁意不断加深加浓,词非静态,而是富有动感。“馀香栖苦不仅写出荷香尚留,而且以“苦”来形容“香”,运用通感手法,将味觉和嗅觉统一起来,而且还说“苦”是“梄”留在荷花上,此运用拟物法,将荷香比拟成禽类,赋予了活泼泼的生命。“云影摇寒”写“云”着一“影”字,加浓了云的朦胧感,再著一动词“摇”字,似乎那“寒”是“云影”为之,如此将无生命物赋予生命,富有动态美。再如“雁飞过、垂杨转青”言秋去春来,以雁、杨写季节变化,增加了色彩与动感,将“春”“秋”赋予形象。“豆花寒落愁灯”以“寒”“愁”二字修饰“灯”,用拟人法,将姬走后,人之悲情托出。在词语锤炼中还表现在对仗上,如“残叶翻浓”对“馀香栖苦”,“云影摇寒”对“波尘销腻”,不仅词性相对,而且平仄相对,甚至名词中的事类亦相对。无怪张炎说:“吴梦窗善于炼字面。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不可不留意也。”(《词源》)陈廷焯则说:“梦窗才情横逸,斟酌于周秦姜史之外,自树一帜,亦不专师白石也。”(《白雨斋词话》)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