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