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记述诗人在浪迹江湖的旅途中，收到中都一小吏赠送的酒、鱼，便豪兴大发，烹鱼煮酒，二人对酌，直到酒酣饭饱，才“醉著金鞍上马归”。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是盛赞中都小吏礼物的珍贵。以“斗酒诗百篇”而著称的“谪仙人”李白，对山东名酒素有特殊的感情，曾经为此写下热情洋溢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中都小吏带来的美酒也是光“若琥珀”，这就使李白愈感谢小吏的情意。
中都小吏能以名贵的贡品金赤鳞赠送李白，可见其情深意长。李白在诗的头两句首先从光彩色泽上对鲁酒，汶鱼进行点染，说明礼物的名贵，为下文抒写小吏对诗人的挚情做好铺垫。“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直抒胸臆，热情赞美中都小吏高尚的心灵，赞美小吏对李白这异乡“远人”的深情厚谊。第三句中诗人不用“小吏”而用“豪吏”，既是对小吏的尊重，又暗示出李白对中都小吏位虽卑，德却高的赞赏，换句话说，“小吏”德本高位却卑，说明封建社会的黑暗。
“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素。”在这两句诗中，直接吟咏彼此之间的真挚的友谊。中都小吏和诗人的“两相顾”，因为二人的意气之“相倾”。而二人“意气相倾”的力量支点又都在于有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崇高心灵。正由于有了这共通的价值观，因此中都小吏对“赐金放还”的李白不但不鄙弃，相反，还“意气相倾”地“携斗酒双鱼于逆旅”来拜访。也正由于有了相通的心灵，因此李白对小吏那不附炎趋势的高尚品格才愈加钦佩，“斗酒双鱼表情素”一句是对“意气相倾两相顾”的补充，“斗酒双鱼”原本是中都小吏为“表情素”赠予诗人的礼物，但在“恨相逢之晚”的氛围中，诗人却将“斗酒双鱼”“借花献佛”般地反赠小吏，表达了诗人对小吏由衷敬慕的“情素”。
“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两句。是写赤鳞鱼出水后的神态：赤鳞鱼发着呀呷的声音，鳍鬣都大张开来，在盘中激烈地翻滚着几欲飞走。“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两句，重在描写宰鱼，做鱼的过程，意思是招呼孩子擦净桌案挥刀宰鱼，雪白肥嫩的鱼肉呈现在眼前。这里“呼”、“拂”、“挥”三个动词给人以欢快之感，使诗句的内在节奏感迅速加快；而“红”、“花”、“白”三种鲜亮的色彩，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这些充满动感和色彩感的字词的巧妙间用，显示出李白及其家人酬谢中都小吏时轻松快捷的心情。
结句“为君下筯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意思是希望小吏开怀畅饮，之后再上马酣然归去。这首诗歌虽然不象《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诗作一样著名，但在李白描写友情的诗歌中仍不失为一首佳作。它体现了诗人对下层百姓的深挚友情。
李白自离长安后，饱览世态之炎凉，倍尝势力小人的鄙视。困窘之时，素昧平生的中都小吏能毅然冲破世俗樊篱，“携斗酒双鱼于逆旅”拜访李白，更显其心灵之美。同时通过揭露小吏的位卑与心灵的高洁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控诉摧残人才的封建社会。另外，此诗写鱼酒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而李白豪爽坦诚、热情待人的音容笑貌，也宛然可接。
“意气相倾两相顾”，也显示了一代大诗人与下层社会一小吏意气相投的真挚友谊及心心相印的心灵之美。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这是羁旅怀乡之作。诗抒写旅况的索寞凄凉和对家乡的深切思念。首联破题，点明情境，首联言旅中独宿，黯然神伤，满是羁旅思乡之情。颔联融情于景，寒夜孤灯陪客，思念故乡旧年往事，失群孤雁的鸣叫使羁旅之人深愁难眠。颈联极言乡关的迢远，表现满怀的幽愁暗恨，语经千锤百炼。尾联用清丽明快的色调绘出家乡的美好风光，似乎从乡愁中跳出，实则描写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内含的忧愁深长。全诗写得感情至深，含蓄蕴藉，真切动人。
“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起，直接破题，点明情境，羁旅思乡之情如怒涛排壑，劈空而来。可以想见，离家久远，独在异乡，没有知音，家书也要隔年才到，此时孤客对寒灯，浓厚深沉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必会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凝情自悄然”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抒情主人公神情态度的最好写照：静对寒灯，专注幽独，黯然伤神，将诗人的思念之情写到极致。
“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承，是首联“凝情自悄然”的具体化，诗人融情于景，寒夜孤灯陪伴孤客，思念故乡旧年往事，失群孤雁声声鸣叫，羁旅之人深愁难眠，细致地描绘出了一幅寒夜孤客思乡图景。“思”字和“警”字极富炼字功夫。灯不能思，却要寒夜愁思陈年旧事，物尤如此，人何以堪。由灯及人，显然用意在人不在物。“警”字也极富情味。旅人孤灯，长夜难眠，一声雁叫，引孤客嫠妇愁思惊梦，归思难收。
首联与颔联极言乡关遥远，幽愁满怀。梦见自己回到家中，因路途遥远，梦醒时分天已大明，家书须隔年才能寄到旅馆，可见离家之远，表达出对家乡深沉的思念。
“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转，用设想之词，虚实结合，想象奇特，表现出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诗人因愁思难耐、归家无望而生出的怨恨。故乡远在千里，只能梦中相见，也许是短梦，也许是长梦，但梦中醒来却已到天明。字里行间，流露出梦短情长的幽怨。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家书到隔年”的实际情况。作为诗歌由写景向抒情的过渡，转句用梦境写旅宿思愁哀怨，亦虚亦实，虚中写实，以实衬虚的特点读来回肠荡气。
“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合，收拢有力，却并非直抒胸意，而是以设想之词，勾勒家乡美丽的生活图景，融情于景，借景抒情，把浓烈的归思之情融入家乡优美的风景之中。沧江烟霭，云霞明灭，月色溶溶，家门外系着钓鱼船，一幅优美宁静祥和的家乡风光图景。画面中虽然没有写人物，但一条静静地系于家门外的钓鱼船却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面对这样一幅家乡优美的画面，谁人不梦绕魂牵，更何况旅宿在外的诗人呢！家乡远隔千里，旅人归思难收，如此优美的家乡风光图景非但没有给诗人以慰藉，反而加深了诗人的思乡愁苦。这是用乐景反衬哀情的典型。美景幽思、怨恨乡愁、委实凄绝。除却个中人，任何人也难以深味个中情。不过，“烟月”在此实际上是借代，并非一定就是“烟”，就是“月”。正所谓，文学作品的形象大于思维，此处一个“烟月”可以触发不同的旅人思妇产生不同的意象联想，从而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颈联与尾联看似跳出了乡愁，艳羡门外沧江鱼船的清闲自在，其实是借他乡之物，更曲折地表达出诗人思乡之情。全诗层层推进，写景抒情都有独到之处。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