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夜”交待时间，夜色未深，但也入夜有一段时间了。词人“信步”上着一个“闲”字，点染出一副随意举步、漫不经心的样子。“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是无理之语。按说“清明才过”，春光正好，词人却已经“伤春暮”了，看来“闲信步”当含有排遣内心某种积郁的用意。
上片最后两句是词人耳目所见，刚刚听到几点雨声，却被春风挡住而听不到了。天上的月亮因积有云层而朦胧不明。这两句写景，清新淡雅而又流转自然。
过片谓这时虽说已过了桃杏盛开的花期，但余香依稀可闻。人为淡月、微云、阵阵清风、数点微雨和依稀可闻到的桃杏花香的美景所感染，那“伤春暮”的情怀暂时退却了。此处白描手法运用得当。
下片二、三句词意陡转。词人遐想联翩之际，听到近处有妇女荡秋千的轻声笑语，她们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但不断传来的莺语，对他来说是一番诱惑。
结尾两句，写词人因意中人不身边，以致常常魂牵梦萦。今夜出来漫步，便有可能出于排遣对意中人的相思之苦。举天地之大，竟无一处可以安排作者的愁绪，由此可见其徬徨、感伤与苦闷的程度之深。
全诗以还家为线索，通过诗人对所见所闻的独特感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声有色、亦动亦静的艺术画面。
“日落松风起”，开头这一句写景，描写了落日和松风，落日西下，松风渐起，诗人游兴未尽，漫步在回家的山间小道上。一“落”一“起”两个相对应的动词，生动鲜明地勾勒了日落西山、晚风骤起的暮色之景，使读者可以想象夕阳倚山而下的景象和晚风吹拂林叶的声音，意境逼真，神清气爽，瑰丽优美。
“还家草露晞”，第二句紧扣上句，“还家”和第一句的“日落”照应，点明了诗人是在回家的路上。正当秋高气爽之日，落日照射，松风吹拂，路边小草上的露珠早已挥发殆尽了，所以说“草露晞”。诗人踏在这些干松的青草上，感到特别轻细柔软，分外惬意。这也表明诗人已经游览了很长时间。这句话描绘了诗人意犹未尽、悠然漫步的自在形象。
接下来诗人还以“还家”的行踪为线索，进一步描写华子冈上的优美的环境。后两句写云光、山翠。
“云光侵履迹”，写余晖下诗人行走的情形。“侵”字不仅把诗人在夕阳下一步步行走的姿态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也写出了太阳渐渐下落，余光逐渐消散的过程。读完这句话读者可以联想到余晖逐渐消散，随风摇动的松林在阳光中不断变化的瑰丽景象，这就形象地描写出诗人在夕阳下悠然自得、漫步下岗的生动情景。
“山翠拂人衣”，“山翠”本为“山风”，但诗人强调了“翠”字，不是山风吹动人的衣服，而是“山翠”拂人衣服，这就将具体形象转化成了无形的感受。诗人眼里满是山林的青翠颜色，这可爱的颜色仿佛有了生命，不断地轻拂着诗人的衣襟，也撩拨着诗人的心，使诗人感到分外地轻松自在。暗里转换了主宾关系，赋予薄暮明灭的山色以主动性，增强了景物的动感。上句中“云光”紧随着诗人，这句“山翠”追逐着诗人，它们仿佛对诗人眷恋不舍，而这样的描写从反面又衬托出诗人对华子冈美丽景色的喜爱和深深留恋之情。
这首五言绝句，精选落日、松风、草露、云光、山翠这些零散的景物，把它们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勾勒了一幅声色俱佳、动静相宜的风景画，寥寥二十字，寓诗人独特的感受于寻常的山间景色之中，笔墨疏淡而意蕴超远。语言简洁，韵味丰富，情趣盎然。
上片，写眼前无限开阔凄迷的景象。 一个“涌”字，将静立的大山写得极富有动感。如此突兀奇崛的神来之笔，能感受到他那无穷的诗思也是从这里喷涌而出，读者很自然地就想起吴文英登苏州灵岩山的天外奇想：“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八声甘州》）天上掉下的巨旱，水中涌出的巨鳌，真是异曲而同工。“影横”句写山问黄昏暮霭景象。“楼台对起”三句，交代自己重来登临以及全词的“视点”所在。山川依旧，是词人两次来此凭栏的感受，也隐含了对南北对峙形势发生了变化而南宋仍然偏安一隅、仍然划淮水为疆界的喟叹。词人举目北望，但见天低四远，江空万里。梁苑和汴堤都极其遥远，非目力所能及，想象之中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片荒芜野草的梁苑，垂柳稀疏的运河。它们与苦难的民族一起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下片，词人抒发厂自己英雄失路的激愤和中原恢复遥遥无期的悲哀。淮水两岸已经习惯了南北分裂的既成事实，众人皆醉，沉浸在春风箫鼓之中，没有人能够理解像自己这样系念中原恢复的英雄。夕阳向西沉去，淮水往东流淌，边塞的云北去，月亮初照南浦，东南西北，同人苍茫独立于中，深情地北望中原。送别是送别谁，是青春还是英雄之志，还是与中原父老从此水别，多少凄凉感慨都在此不言之中。
全词写得壮烈激昂，掷地有声，颇具特色。该词感情沉郁低回，不事雕饰，风格较为质朴，有很强的感染力。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