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所咏的对象是龙泉宝剑。据传龙泉宝剑是吴国干将和越国欧冶子二人,用昆吾所产精矿,冶炼多年而铸成,备受时人赞赏。但后来沦落埋没在丰城的一个古牢狱的废墟下,直到晋朝宰相张华夜观天象,发现在斗宿、牛宿之间有紫气上冲于天,后经雷焕判断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这才重新被发掘出来。这首诗就是化用上述传说,借歌咏龙泉剑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不遇的感慨。
诗人用古代造就的宝剑比喻当时沦没的人才,贴切而易晓。从托物言志看,诗的开头借干将铸剑故事以喻自己素质优秀,陶冶不光;其次赞美宝剑的形制和品格,以自显其一表人材,风华并茂;再次称道宝剑在太平年代虽乏用武之地,也曾为君子佩用,助英雄行侠,以显示自己操守端正,行为侠义;最后用宝剑沦落的故事,以自信终究不会埋没,吐露不平。作者这番夫子自道,理直气壮地表明着:人才早已造就,存在,起过作用,可惜被埋没了,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应当珍惜、辨识、发现人才,把埋没的人才挖掘出来。这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也是它的社会意义。在封建社会,面对至高至尊的皇帝,敢于写出这样寓意显豁、思想尖锐、态度严正的诗歌,其见识、胆略、豪气是可贵可敬的。对压抑于下层的士子有激发感奋的作用。这首诗的意义和影响由此,成功也由此。
张说评述郭震“文章有逸气,为世所重”。所谓“逸气”,即指其作品气势不羁,风格豪放。《古剑篇》的艺术特点,正如此评,其突出处恰在气势和风格。由于这诗是借咏剑以发议论,吐不平,因而求鲜明,任奔放,不求技巧,不受拘束。诗人所注重的是比喻贴切,意思显豁,主题明确。诗中虽然化用传说,不乏想象,颇有夸张,富于浪漫色彩。例如赞美宝剑冶炼,称道宝剑品格,形容宝剑埋没等,都有想象和夸张。但是,笔触所到,议论即见,形象鲜明,思想犀利,感情奔放,气势充沛,往往从剑中见人,达到见人而略剑的艺术效果。实际上,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形式技巧,而在丰满地表现出诗人的形象,体现为一种典型,一种精神,因而能打动人。“文以气为主”,“风格即人”,此诗可作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