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点题“归舟”二字。诗人在春天回家，大地复苏，春草遍地，水中的小洲已是一片浓绿。作者独自一人，在春风春雨中赶路。眼中所见是汀州春草，所以诗虽然没有说是乘舟，而人在舟中便是不言而喻。颌联放笔写船行，也是写归。他乘坐的大船，在中流乘风破浪而下。春雨普降，江水上涨，船又是顺水，所以走得飞快，两岸青山不断地掠过船舷。这一联写得明快畅达，流露了回家的喜悦，在动态中包藏着自然的、静穆的美，给人一种“人在画中行”般的感受，令人神往。
诗接写了岸上具有象征性的、在群山中显得格外醒目的两个建筑物——木郎庙和水神祠。在那古老的木郎庙上空，成群的乌鸦盘旋聒噪，争夺着祭品；水神祠中，香烟缭绕，祭祀的人们川流不息。这一切，给山水增添了几分春色和生气，使他想到了家乡春色，激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淳朴的民风及山村生活的神往。然而这一切又勾起他对身世的感慨。就这样，回家的快乐，山水的秀丽，都黯然失去了它的魅力。全诗原本轻快的笔调一下子被收束住，给人以顿然沉闷的感觉，作者的思想也就深深锲入了人们心中。
这首诗前六句一泻而下，句句是景，且浑和充沛，流韵天然，气势开阔；尾联出句仍以景语作过渡，对句从“波浪”二字上发议论，含意双关，使诗戛然而止，明快截决，没有力挽千钧的笔力是难以办得到的。这首诗全篇浑成，整饬端严，是元律中的名作。
上片主要写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次写出傍晚带雨的乌云在楼头洒落一阵骤雨之后又飘往他方。水向东流，云收雾敛，夕阳映柳，风吹帘动。这意象纷呈又气脉连贯的景色，组成了一幅幅动态的画面，美不胜收，加之鲜花美酒，使词人情不自禁地赞叹这良辰美景。又用“巫山”为美人的出场作了铺垫。
下片转入描写美人。从“美人”起五句都是刻画美人的情态，这是一个明眸如星、巧笑顾盼、翩若惊鸿、轻歌曼舞的美丽形象，她的舞扇带来的缕缕清风，吹散了凝结在词人心头的愁云。最后三句化用杜牧诗句，似乎自己已沉醉于酒色美景，忘怀一切了。用反问句，流露了他心头的苦闷。词人固然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暂时忘掉了一切，但前不久在颍州因久雪百姓饥饿自己彻夜不眠，到扬州后吏胥催租，百姓无以为生，自己无力拯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百姓的疾苦和自己的遭际，酿成浓浓的愁云，积压于心头。他只能借酒浇愁。欢娱吹散春愁只是暂时的，词人尽管狂放豪爽，但深隐于心头的创痛，却是无计消除的，旷达的笔触，只能使读者更体会到他内心的痛苦。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这是咏物诗中一首富于哲理的佳作，篇幅短小，意味隽永。中国古诗中，最早写鱼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篇。汉魏六朝乐府诗中的《枯鱼过河泣》，则是以鱼为抒写对象的完整的全篇。唐代咏物诗不少，然而写鱼的专篇仍然不多，所以这首《放鱼》是独具一格的难能可贵之作。
这首诗从题目上看，是写诗人在将鱼放生时对鱼的嘱咐，全诗以呼告式结撰成章。“早觅为龙去”，一开始就运用了一个和鱼有关的典故，妙合自然。《水经注·河水》：“鳣鲤出巩穴，三月则上度龙门，得度者为龙，否则点额而还。”在我国古代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中，龙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浪的神奇动物，因此，为龙或化龙历来就象征着飞黄腾达。但诗人运用这一典故却另有新意，他是希望所放生之鱼寻觅到一个广阔自由的没有机心的世界。一个“早”字，更显示诗人企望之殷切。接着以“江湖莫漫游”句，须承而下。“漫游”本是为鱼所独有的生活习性，但在这里，“莫漫游”和“早觅”的矛盾逆折，却又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悬念：为什么希望鱼儿要早觅为龙，又劝其莫漫游于江湖之中呢？这就自然无迹地引发了下文：“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香饵”与“铦钩”也都是和鱼的生活与命运紧密相关的事物。这两句诗一气奔注，分外醒人耳目。铦，是锋利之意，“铦钩”与“香饵”相对成文又对比尖锐，那触目惊心的形象可以激发人们许多联想，“须知”使诗人告诫的声态更加恳切动人，而“触口”则更描摹出那环生的险要，传神地表现出诗人对鱼的怜惜、担心的情态。寥寥二十字，处处围绕着题目“放鱼”来写，用语看似平易，运笔却十分灵动而巧妙。
“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这诗抒写的是放鱼入水的题材，但它又不止于写放鱼入水。诗人的目光绝没有停留在题材的表面，而是在具体的特定事物的描绘中，寄寓自己对生活的某种体验和认识，使读者从所写之物，联想到它内蕴的所寄之意。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地暗示。写的是具体的尺寸之鱼，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的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濬《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语，乃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