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
这是一首咏柳之词，是一种咏物的小令。词如一幅春柳图，春柳如画，画柳传神，画中寄情，令人遐想。此词与作者另一首咏柳词《杨柳枝·宜春苑外最长条》相比，柳所在地不同，内容亦有异，但艺术风格则相同：婉约、含蓄、绚丽。
此词咏西湖之柳。暗寄对古代名妓生活的欣赏之情。头二句描写苏小小门前的柳树丽姿。“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苏小小家门前柳树很多，柳枝千条万条垂挂在西湖边，细长金色的柳丝轻抚着平桥。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毵毵，形容柳条细长。金线，指初吐芽的柳丝。将春柳与钱塘名妓联系在一起，使词中的春柳具有西湖之柳特色。春柳与美人相映，春柳自然更美。后二句写日暮时苏小小门内的柳树。“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黄莺不语，指日暮之时。陆游《晚行湖上》：“高林日暮无莺语，深巷人归有犬随。”即其例。傍晚时候，春风吹来，苏小小家朱红大门已紧紧地关上，只有春风伴随着柳枝。末句“舞腰”实为双关，既指如腰之柳，同时亦暗指细腰美人，读者自可联想到其人。黄莺休息，朱门紧闭，只有春风无声地吹动柳枝，环境十分安静。作者对古代名妓艳情的欣赏，自在其中。这种情调是属于作者所属阶级的趣味的。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组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深闭朱门伴舞腰”，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只客观地咏物写人，而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两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暗写柳。深闭朱门，东风伴柳，使人产生联想。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作者在这首词中选用词语注意色泽的巧妙搭配，如朱门、金线、黄莺，包含了红黄二色。这些词语色彩绚丽，搭配自然，也是温词的特色之一。
这首词的题目交代了作词的地点、时间，叙写的中心——“会流杯亭”，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南引水入其工程。上片写雨后暮春景物，并抒写了惜春的意绪。开头三句从其南引水入其工程写起：东武其南筑就新堤，郑淇河水开始充盈。其所以由此落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曲水”的水源，对下片来说，真可谓伏脉千里。以下详写暮春景物，先写雨后山冈上花木零落的景象：一场小雨过后，在那浓密的树林中和苍翠的山冈上，红花绿叶，堆积满地。透过字面，仿佛有词人轻微的叹息。以“卧”、“堆”两个动词形容花叶遍地狼藉的状态，以“红”、“碧”两个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借指花、叶，都显得十分形象和精炼。再写“枝上残花”荡然无存，于是向江边追寻春天的踪迹：试问未来还有多少春光？算来不过三分之一。这就是寻春所获得的一个既令人失望又使人略感安慰的结果。因此，词人在描写暮春景物时，也由隐而显地表现了他惜春的心情。
下片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以及对当年兰亭陈迹的感慨。换头“官里事”四句，词人感叹官衙事务纷繁，自然界又多风雨，轻闲而明丽的日子竟没有多少。这是一笔衬托，说明聚会流杯亭是很难得的。以下“相将泛曲水”两句，正面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上巳日与同僚相约聚会于流杯亭，开展曲水流杯的活动，全其百姓都争着前来观光。“相将”句明点词序“会流杯亭”，转到对全词中心内容的叙写，但用墨极其简炼，妙处全在从闲处铺垫以及从侧面烘托。与暮春自然景物相比，“泛曲水”是一道特异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春光大减所造成的缺憾，所以上片所写未尝不是一种绝好的铺垫。“满其争出”句，由充当热心观众的全其百姓渲染出曲水流觞现场的盛况。一个“满”字和一个“争”字，更令人想见万人空巷的热闹情景，以及词人作为州郡长官与民同乐的惬意和自得。另一层烘托则是由眼前景、事所引发的对历史的联想：“君不见兰亭修楔事，当时座上皆豪逸。”显然，兰亭修禊与曲水流杯，当日主盟其事并作序的王羲之与词人自己，众名士（“豪逸”）与众同僚，一一对应，其衬托和比喻之意清晰可见。结尾两句紧承上文，对史事感慨系之：到如今只有长竹布满故地的山岭，而昔日盛事已成陈迹，再也无从寻觅了。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主要是为了慨今，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序》），其真正用意即在于此。它所蕴蓄的是时光易逝、物是人非的沉痛之感，是带有人生哲理意义的。
这年十二月，苏轼离开密州任所时，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别东武流杯》诗，可见上巳雅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