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十二句描绘了敬亭山的原始风貌，后八句抒发了诗人游山跻境之情。此诗景情分咏，是康乐（谢灵运）笔法。写景部分，移步换形；写情部分，突出主体。
开始二句远眺敬亭山，总览其貌。这两句，一句极写山势远大，纵横天下，连绵无际；二句极状山势高峻，崔嵬嵯峨，耸入云天。一个大笔勾勒，敬亭山的雄伟姿势一下子扑入了眼帘。这是实写，写眼中实景。接二句则采用虚笔，写心中之想。诗人驰骋想象，思绪乘着高山云海而飘飖腾飞，直到九霄云外。他想到，一定是神人“隐沦”托居于此，所以形形色色的“灵异”，也一并幽栖此山。难怪，敬亭山有如此高大，如此雄伟，原来是神人们在这里显现灵光。如此写来，一实景一虚境，笔触多变，摇曳生姿。
接下来五句至十二句，仰承前四句，具体描绘敬亭山的山光水色。山之高峻，上可直冲青云，蔽日亏月；下则属带逥溪，曲折回旋。这里，用一“上”一“下”，先拉开空间距离，再分别紧追一“干”（犯，冲）一“属”（带）字，把这上下的空间距离撑张到极至；“上”冲白云，罢池陂陁；“下”带逥溪，潺湲逶迤。在诗人对敬亭山从“上”到“下”瞬息间的巡视之际，敬亭山顶天立地的雄姿，豁然展现。这是用最短的时间俯仰扫视，描状嵯峨峻拔的敬亭山，展示出最大的空间形象——以时、空的强烈反差，在心理上造成新奇突兀之感，摄入其境，势不可挡。如此写来，诗笔显得纵横捭阖，富有气势。这两句仍是大笔勾勒，加强前二联的状写山势。接下来六句则开始了细致的工笔描绘。蔓藤交错，樛枝纠纷；独鹤朝露而唳，饥鼯夜出以啼；晴空淡云飘忽，舒卷自如，时有秋雨适至，霖霖凄清。这里，纷纭迭现出一些山间特有的物象：藤蔓、樛枝、独鹤、饥鼯、渫云、秋雨，由此烘托出敬亭山超然物外的境界。同时，隐约写出诗人“游”山的时间和方式，紧切题目中的“游”：从独鹤朝唳到饥鼯夜啼——游山已整整一天；从身历荒藤野树，披荆斩棘，到耳听鹤鸣鼯啼，再到眼观轻云飘忽，秋雨霖霖——触觉、听觉、视觉，皆有所感。从静听坐观到攀山越岭，身体力行，其乐无穷。诗人仕途蹭蹬，加上刚受排挤打击，更加厌倦尘世荣禄，一心追求山水自然的享受，借以排遣郁闷。所以，越是荒野境界，他越是欣赏，越是觉着清新舒畅，趣味无穷。
荒山野趣，超然物外，正是诗人梦寐以求的崇高境界。最后八句，便是因沿着这一独特的心理感受和人生追求，抒发他的由衷感慨。东晋以来，文人在思想上已从仕宦与归隐的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认为做官与归隐（简单说就是寄情山水）并没有根本冲突，可以既做官，也归隐，是谓“朝隐”。谢脁在思想上也常有做官与归隐的矛盾。汲汲荣禄吧，仕途崎岖艰险，难保久持；逍遥山水吧，功名事业又不忍遂弃。尤其是在他此时遭受挫折之际，这种矛盾愈加突出。于是，他也采取了类似“朝隐”的态度来折冲：我虽为做官之人，但也不妨寄情山水逍遥田园。诗人终于把内心矛盾“圆满解决”了，心安理得了。一个“兼”字，把他的这一心态巧妙勾画出来。接下四句，又回到写景上来：搜寻水源，尚未到达极尽，而回头瞻望，已是归路渺远、恍惚迷离了。若要追求奇情异趣，那么，就此再往山上登攀吧。宋人王安石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游褒禅山记》）对自然山水的这种体验和认识，可谓与谢脁基本一致。“奇趣”就在“险远”崇山峻岭之中，必尽力登攀方可获得。实际上，诗人这是把人生体验融进了山水景物的描写当中，是以景写情寓理。在人生的道路上，前途尚未辨清，回归之路却早已扑朔迷离了。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了，“即此陵丹梯”吧。因而，山水景色隐隐约约折射出了诗人的心曲，反映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缘源未极”与“归径”迷离时的徘徊、忧思以至终于下定决心“即此陵丹梯”的心理历程。这种以实有之景反衬虚渺之情的写法，堪称高妙。唐人裴迪《木兰柴》诗云：“苍山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对山水、人生的感受堪称与谢脁灵犀相通。其中“缘溪路转深”一句是“缘源殊未极”的化用与再版，而“幽兴何时已”则可看成是“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的檃括和深化。谢脁这四句诗虽然杂糅着渺渺迷茫之感，但字里行间闪烁出来的，正是“幽兴何时已”的风致和兴味。末二句是自我安慰：浩荡皇恩既已逝去，那么我就此沉湎山水，陶冶性灵，该不会有什么过错。这纯然是诗人自我排解，自我开脱，也透露出他终于不能忘怀于荣禄的心理。“既”、“庶”二字极妙，声吻毕肖，把诗人的那种自我解脱的婉曲心思，维妙维肖写照出来。
此诗从写景到抒情，笔调婉转多变，虚实相间。景中寓情，情因景兴，情景相生，颇得怡情山水刻画景色之风致，饶富意味。曾有人将此诗一部分删为四言诗，变为“此山百里，合沓云齐”，“行虽纡组，得践幽栖”诸语（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三），去掉“亘”、“兼”诸字。而“亘”状山势，“兼”写心情，皆传神写照之笔，舍之顿觉兴味索然。由此见出谢脁此诗注重炼字炼句之一斑。
杜甫的《佳人》既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又体现了诗人的主观寄托。诗中人物悲惨的命运与高尚的情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既让人同情，又令人敬佩。诗人用“赋”的手法描写佳人悲苦的生活，同时用“比兴”的手法赞美了她高洁的品格。全诗耐人寻味，感人肺腑，能强烈地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杜甫诗中的佳作。
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佳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佳人倾诉被丈夫抛弃的大不幸。第三段，赞美佳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开头两句点题，上句写其貌之美，下句写其品之高。又以幽居的环境，衬出佳人的孤寂，点出佳人命运之悲，处境之苦，隐含着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以上四句是是第三人称的描状。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从此处以下转为第一人称的倾诉，语气率直酣畅。当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兄弟们惨遭杀戮。官位高也没有什么用，他们死后连尸骨都得不到收殓。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官高”呼应上文的“良家子”，强调绝代佳人出自贵人之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这四句托物兴感，刻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宋代的刘辰翁评论说：“闲言余语，无不可感。”“转烛”，以风中的烛光，飘摇不定，比喻世事转变、光景流逝的迅速。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写负心人的无义绝情，被抛弃的人伤心痛苦。在佳人倾诉个人不幸、慨叹世情冷漠的言辞中，充溢着悲愤不平的情绪。一“新”一“旧”、一“笑”一“哭”，强烈对照，被遗弃女子声泪俱下的痛苦之状，如在目前。夜合花朝开夜合，所以说“知时”。鸳鸯则多雌雄成对，生活在水边。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几句似悲似诉，佳人自言自誓，有矜持慷慨、修洁端丽之意。同时，可见佳人居家环境的简陋清幽，生活的清贫困窘。浦起龙评论说：“这二句，可谓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无此语也。”它出自《诗经·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但在这首诗中，有多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憔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或以守贞为清、改节为浊。还有人认为：佳人以泉水自喻，以山喻夫婿之家，意思是妇人为夫所爱，世人便认为她是清的；为夫所弃，世人便认为她是浊的。另一种解释是佳人怨其夫之辞。人处空谷幽寂之地，就像泉水在山，没有什么能影响其清澈。佳人的丈夫出山，随物流荡，于是就成了山下的浊泉。而她则宁肯受饥寒，也不愿再嫁，成为那浊泉。这就像晋代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所说的那样：“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末尾几句以写景作结，刻画出佳人的孤高和绝世而立，画外有意，象外有情。在体态美中，透露着意态美。这种美，不只是一种女性美，也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美。诗句暗示读者，这位时乖命蹇的女子，就像那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有着高洁的情操。诗的最后两句，为后人激赏，妙在对美人容貌不着一字形容，仅凭“翠袖”、“修竹”这一对色泽清新而寓有兴寄的意象，与天寒日暮的山中环境相融合，便传神地刻画出佳人不胜清寒、孤寂无依的幽姿高致。
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下来，都是“说”，到了结尾两句，才以一幅画面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在黄昏里，衣裳单薄，孤伶伶地站在那里，背靠着一丛竹，眼里流露着哀愁。
在古代，以弃妇为题材的诗文不乏佳作。如《诗经》里的《卫风·氓》，汉乐府里的《上山采蘼芜》等，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被废弃的陈皇后，其中“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两句，正是杜甫《佳人》诗题的来源。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侍婢卖珠见其生计之贫，牵萝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戴见其朴素无华，采柏盈掬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倚竹见其清高寂寞。诗人以纯客观叙述方法，兼采夹叙夹议和形象比喻等手法，描述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所遭遇的不幸，并在逆境中揭示她的高尚情操，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