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全文在阐释“平天下在治其国”的主题下,具体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君子有絜矩之道。二、民心的重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三、德行的重要:德本财末。四、用人的问题: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五、利与义的问题: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谓絜矩之道,是与前一章所强调的“恕道”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恕道”重点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己方面,那么,“絜矩之道”则是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方面。如孔子对季康子说:“当政者的德行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只要风吹草上,草必然随风倒伏。”(《论语-颜渊》)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关于民心的重要性,已经是古往今来都勿庸置疑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过,启发虽然是勿庸置疑的,但纵现历史,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才会有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改姓,当政者“为天下僇”。
德行是儒学反复记述、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把德与财对举起来进行比较,提出“德本财未”的思想,尽管从儒学的全部治国方略来看,也有“先富后教”(《论语-子路》)、“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等强调经济基础的思想,但总的说来,重精神而轻物质,崇德而抑财的倾向仍是非常突出的。
正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相反,即使你非常有才能,但如果你嫉贤妒能,容不得人,也是危害无穷,不能任用的。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
与“德本财末 ”密切相关的另一对范畴便是“利”与“义”的问题。
为了阐迷“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学》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的看法,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是一段很富于经济学色彩的论述,浅显易懂而勿庸置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下面的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就像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解散农奴,实行自身禁欲,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等。都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所以,还是“以财发身”,超脱一点好。
总起来说,这一章收束《大学》全篇,内容丰富,包含了儒学的不少重要思想。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还有反复的论述和展开。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