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它书写了大唐平定天下，开创贞观之治后太宗皇帝的感慨。全诗没有具体描写两军作战的场面，而是形象地描述了这场战争的发生发展与胜利的过程，是一首描写当时现实事件的史诗。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切，凄切。交河，北方河名。句意为：塞外，寒风悲鸣，十分凄切，交河上，严冰封冻了河道。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载，太宗平定宋金刚之乱时，于“（武德）二年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履冰而渡之”，可见诗中所描写的悲壮之景当是诗人亲眼所见，想必此诗亦是濡笔马上而作。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瀚海，沙漠。波，沙丘起伏状。句意为：广袤的沙漠上，沙丘连绵不断，阴山上千里雪覆。此联进一步写塞外之景，壮阔迷茫，渲染了一种壮烈豪迈之情。其眼光，其气度，真有指点江山，总揽寰宇之势，这一点是此后的许多诗人都难以企及的。

　　“迥戍海烽火，层峦引高节。”迥戌，远方的边戍。高节，旗帜。句意为：烽火中传来了远方的紧急军情，我于是挥兵远赴边疆，一路上层叠的山峦引导着我的旗帜。此二句点明为救边而出征，军队沿着山路前行，仿佛是山引领着队伍，意即此战很得天时，必将获胜。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句意为：风儿轻轻地吹起旗帜，我们挥师出长城而饮水放马。马是古代战争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到某处饮马，意即对某处用兵，占领某地。自秦以来，长城一直是重要的守御工事，诗人敢为前人所不敢为，兵出长城，争雄天下，其傲视寰宇的胸怀确实令后人追慕不已。这两句点明了题中驰骋宇内，以天下为牧场之意。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朔吹，北风。句意为：寒冷的沙漠上，骑兵过处，迹印连绵；凛冽的北风阻隔了边塞的噪杂之声。这是写进军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

　　“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玉塞，玉门关。金钲，锣声。句意为：玉门关一带，胡人入侵的嚣尘已经消逝，羌人们正吹着笛子，敲着金锣，载歌载舞。大军所指，蛮夷慑服，边境一带很快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宁的和平气象。并非倚仗武力，更多的是以德感召，所以使羌人载歌载舞心悦诚服。《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自是西北诸蕃成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可见在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太宗是做得很成功的，从这两句诗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绝漠，大漠。干戈，指武器。戢，收藏。原隰，原野。句意为：大漠之上，武器收藏，车仗过处，原野为之震动。平夷战祸后，军队凯旋，所到之处，群情振奋。所谓“吊民伐罪”，正义的战争，人民从来都是支持的。

　　“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龙堆，即白龙堆，今新疆库木塔格沙漠。句意为：都尉从龙堆返回，将军们从马邑凯旋而归。这两句是互文见义，称述得胜还朝，所用地名都是边塞一带，给人以真实感，此后的边塞诗也常用这种手法，罗列多个边关地名，虽然这些地区往往与诗中的事件并无关联，而且地名之间常常不具有确定的逻辑关系。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纪石，刻石纪功。句意为：旗帜飘扬，云雾弥漫的氛围因之消歇，将士们功勋卓著，应该把他们的功绩刻在石头上，永远流传后世。这里运用了象征手法，“扬麾”指唐军旗帜鲜明地出战，“氛雾”形容外敌入侵，一片纷扰之状。这是对将士们的称述，也是勉励将士们努力作战以名垂千古，同时也是自勉。

　　“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荒裔，边荒。戎衣，战士。灵台，周代台名。《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明堂所以祀上帝，灵台所以观天文。”这里指代朝廷。句意为：边远、荒凉之地只需一介之士戍守，朝廷中已有凯歌高奏。大唐王朝，威镇四夷，只需很少的守兵，就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李唐全盛时，的确如这两句所描述的那样，边境安宁，四境宾服。

　　《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主人翁上京表达曾经对自己帮助的亲人及师友之恩。

　　佛教禅宗，与人谈玄论禅，常用比喻，以启发人的妙悟。如禅宗北宗神秀所作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禅宗南宗的慧能所作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二人都是用比喻来说明禅理。李白此诗深受禅宗影响，他与朝美论禅，也是用比喻的手法。

　　诗中前六句，把人生比成是渺溟无际的欲海，将贪、瞋、痴等人的恶欲比做是溟海中兴风作浪，吞舟食人的“长鲸”。人在欲海中航行，一不小心就会被嗜欲的“洪波”所汨没，为贪欲、瞋欲和痴欲的鲸鱼所吞食。而僧人朝美这个“水客”却能在烦恼海中凌波航行，不但没有被欲海的洪波淹没，也没有被恶欲的长鲸吃掉。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在大海中探得“明月珠”，获宝而归。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被烦恼海中象征恶欲的长鲸吞灭，被洪波汨没，迷失本性，反而翻然妙悟，突然明白了深奥的佛理，探得了象征禅悟的明月之珠。

　　在佛经中，常把至深的佛理比成是明月、明珠，以喻佛理的智慧光明，而把贪、瞋、痴三种烦恼称作“三毒”，视为人的愚殊和黑暗。因为这颗象征着佛性光明的“明月珠”，是从欲海之中与象征愚昧和黑暗的“长鲸”搏斗经过生死大劫得来的，所以弥加珍贵，故诗中说它“高价倾宇宙”，因为它是驱除人心灵黑暗、愚昧的灵光，故诗中说它“馀辉照江湖”。

　　诗中进一步描写：朝美虽然在修禅的过程中悟得了妙道，明性见佛，但他却不骄傲自满，向人炫耀，而是深藏若虚，大道似无：“苞卷金缕褐，萧然若空无。”即说朝美将明月珠用衣服包裹起来，不欲向人炫耀，好像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似的。就是俗话所说的“良贾善藏”和“大智若愚”。

　　对于能否识别朝美怀中的“明月珠”来说，诗人李白就是朝美的一个知音。“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狂夫是诗人自指。李白曾在诗中多次以狂夫、狂人自指。如在《庐山谣》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在《醉中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搥碎黄鹤楼》中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窃笑”二字用得极好。人皆不识，而我能独识，故而会心而笑；你装得若无其事，还是被我识破了，故而暗中窃笑。 “窃笑”二字表现出了李白与朝美亲密无间的关系和深切的友谊，表达出了二人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意。朝美胸中的禅学境界，在别人尚看不出的时候，李白却早已会心知意，在友好地微笑颔首了。此也表明李白对佛学的造诣之高。

　　诗的最后说：“了心何言说，各勉黄金躯。”“了心”，是对禅心佛意已瞭然心中的意思。《楞严经》上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成所明了心，实在身内。”佛教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心为痴迷所惑，失却本性。如果除却痴迷，即可明心见性。《坛经》中说，“菩提般若之知（即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如今朝美已经大彻大悟，明了其本性，即已自见佛性，就如同已获得了明月一般明亮的明珠一样。“黄金躯”本指佛，《后汉书》上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此喻指二人。 此二句是说，你我既然对佛学的妙理要道都已了然于心，因此就无须再言说了．各自努力修道成佛吧！因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修道成佛，故有此说。这一诗句也表明李白对自己的佛学修养自视甚高，非常自信。

　　李白这首与僧人谈玄论禅的诗，写得很高明。他将很难用言语说明的佛理，用美妙的比喻来说明。不但写得禅意深远，深得妙理，而且还写得玲珑透彻，馀味不尽，启人深思，一点也不枯燥。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李白此诗，可谓是深得禅道妙悟之旨了。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明余庆的《从军行》虽然不比卢思道和杨素的军旅诗差，但他的名气、官位等可是比前两位差得太远了。《隋书》只是在他父亲的传后提到有关余庆的这么两句话：“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此处提到的那位越王杨侗原本是隋末战乱时的东都留守官，听说隋帝杨广被勒死，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阳称起了皇帝，还自改国号为“皇泰”，结果还不满一年，便被那位乐争好斗、“残忍褊隘”的大军阀王世充幽禁后废而代之。明余庆呢，就是为这么个倒霉短命的“皇帝”陛下当“国子祭酒”，其出路和运程可想而知。

　　《从军行》全诗只八句，原文为：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其白话大意是：边境地区的敌情警报频传而震惊，朝廷则拨发大军纵横于边塞。摆出精巧万变且可风卷边敌的常山阵法，扎定号角威鸣、军纪严明的细柳营盘。不畏严寒的士兵手中剑上的霜花凝而不落，通宵巡逻的哨卫伴着弦月直到天明。一定会象当年汉武帝收复河南地般驱除入侵者，在那收复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胜利之城。这首诗除了用典处需略加拆析外，词句并非冷僻诘屈。首句的“三边”系称汉时设立的边地三州“幽、并、凉”州，“幽州”大抵为现今的河北北部及辽宁等地；“并州”相当今日的河北保定、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带；凉州则为现在甘肃、宁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诸地区。古代典籍常将“幽并”连用，此时指称的地域相当现今的河北、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辽宁的一部分地区。诗毕竟不是地理学，多为意指而极少确指，此诗中的“三边”之谓也就并非要象这里的注明那般确切，无非是指称边境地区而已。

　　“从军行”是个乐府诗题，以前介绍卢思道的“从军行”时就提起过。据《乐府题解》的说法，“‘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所以明诗与卢诗的共同点都在于述说了军旅之苦辛。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在写法和着意上，卢诗求细，多至七言28句，不但写战事细腻，写家人对征人的思念也细腻，最后着意于汉夷间的民族和好，表明对战争的厌恶及对和平的向往；明诗求简，仅仅五言八句，一二两句写边关报警、汉师出征，三至六句概述战事的胜利和边地战场的寒苦，最后两句寄托着胜利后对敌方的处置方式的设想----象汉代那样建立专门的城堡、属地和户籍民事组织，把对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来。

　　虽说明余庆史传无名，却是名家之后。其父明克让算得上梁、周、隋三朝名士。明克让字弘道，山东平原人。《隋书.卷五十八》中居列传之首，里面记述说：“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而且早熟有为，14岁既就任参军，是一位少年参谋。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为士，梁灭后在北朝的北周为官。隋文帝登基后，又被隋征召为官，且以侯爵加封。因其为官为文的名望具很高，隋前太子杨勇曾以师相尊，深为隋廷看重。隋文帝时的礼乐典故多由他参与修订编撰。隋文帝开皇14年(公元594年)明克让去世，享年70岁。或许是父辈的熏陶与影响吧，明余庆在隋末文坛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里选录的诗便是其中的左证。

　　隋朝历时短，文人名流自然也少，而且其中多数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前者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后者如虞世基、虞世南等。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负恶名的隋炀帝杨广却也颇好文学、颇有天分、颇富诗才，尽管他的大多数诗都是反映其荒淫娱乐的消极之作，但也有个别的景物描写诗语言、意境都很不错，如其中的《野望》：“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去，一望黯销魂。”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笔，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笔。所以，历史上的大恶者也偶有天赋善意的自然流露，这大概就是三字经上所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的印证吧！也有的恶痞终生不为善、不言善，但命临终结时的所言所情却往往应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铭言。又有些扯远了。转回来说，这里提到本无盛名的明余庆，实在是因为他的这首《从军行》的军旅诗写得不错的缘故，并非是冲着他的历史名望的。诗以作结为：隋诗咏战慕昔时，指故言今意可知。略地伤民人尽恨，邀功讨赏众皆嗤。平安有定唯发展，寇盗无生乃孝慈。古鉴虽尘能预警，团圆奋进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