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比喻别人考中进士并表达羡慕之意，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借皇家权贵雨露之恩者的不满；后两句比喻自己的自信和进取态度，也有希望得到高侍郎援引赏识的意思。全诗运用比体，寄兴深微。
此诗一开始就用“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来作比拟。“天上”、“日边”，象征着得第者“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地位不寻常：“和露种”、“倚云栽”比喻他们有所凭恃，特承恩宠：“碧桃”、“红杏”，鲜花盛开，意味着他们春风得意、前程似锦。这两句不但用词富丽堂皇，而且对仗整饬精工，正与所描摹的得第者平步青云的非凡气象悉称。
《镜花缘》第八十回写打灯谜，有一条花名谜的谜面就借用了这一联现成诗句。谜底是“凌霄花”。非常切贴。“天上碧桃”、“日边红杏”所以非凡，不就在于其所处地势“凌霄”吗？这里可以体会到诗句暗含的另一重意味。唐代科举惯例，举子考试之前，先得自投门路，向达官贵人“投卷”（呈献诗文）以求荐举，否则没有被录取的希望。这种所谓推荐、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后来弊端大启，晚唐尤甚。高蟾下第，自慨“阳春发处无根蒂”，可见当时靠人事“关系”成名者大有人在。这正是“碧桃”在天，“红杏”近日，方得“和露”“倚云”之势，不是僻居于秋江之上无依无靠的“芙蓉”所能比拟的。
第三句中的秋江芙蓉显然是作者自比。作为取譬的意象，芙蓉是由桃杏的比喻连类生发出来的。虽然彼此同属名花，但“天上”、“日边”与“秋江”之上，所处地位极为悬殊。这种对照，与左思《咏史八首》名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类似，寄托贵贱之不同乃是“地势使之然”。这里还有一层寓意。秋江芙蓉美在风神标格，与春风桃杏美在颜色妖艳不同。《唐才子传》称“蟾本寒士，……性倜傥离群，稍尚气节。人与千金无故，即身死不受”，又说“其胸次磊块”等等。秋江芙蓉孤高的格调与作者的人品是统一的。
末句“不向东风怨未开”，话里带刺。表面只怪芙蓉生得不是地方（生在秋江上）、不是时候（正值东风），却暗寓自己生不逢辰的悲慨。与“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同样“怨而切”，只不过此诗全用比体，寄兴深微。
诗人向“大人物”上书，不卑不亢，毫无胁肩谄笑的媚态，这在封建时代，是较为难得的。说“未开”而非“不开”，这是因为芙蓉开花要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这里似乎表现出作者对自己才具的自信。
诗的第一、二句说自己心中不乐（悰，乐），故与朋友携手来游东田。次二句写登上耸入云霄的层层台榭，随山势望去，只见楼阁华美无比（菌阁）。接着四句继续描写远近景色，远处树木苍翠茂密，山间烟霭缭绕弥漫，“阡阡”、“漠漠”两个叠音词将树木的葱茏和云烟的氤氲表现得非常生动。接着，诗人目光稍稍收回，只见水面上荷叶颤动，于是推想一定有游鱼在水下嬉戏，又见栖息着的鸟雀一飞而散，留在枝条上的残花纷纷飘落下来。诗人在“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二句中将鱼、荷、鸟、花结合起来写。由荷动可推知鱼戏，此以实写虚也；“鸟散”是瞬间的景象，稍纵即逝，而“余花落”相对和缓些，诗人用“余花落”这一细致的动态描写来表现飞鸟散去后由动人静的一瞬间，显得余韵悠悠，体现了诗人闲适恬静的心境。“新荷”、“余花”也点出了时节正是初夏。诗的最后两句写不去饮酒取乐，而是凝神眺望城郭边的青山，诗人陶醉于自然景色中流连忘返的形象跃然纸上，诗开始时的苦闷至此已荡然无存了。
全诗写景既有全景式的概括描写，显得视野开阔；又有局部细腻的生动刻画，精警工丽，富有思致。这样写景避免了冗长的铺排，同谢灵运的某些写景铺排过多相比有了进步，显得流丽清新。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
这是一首赞美诸侯公子的诗。但这公子究竟是作为商纣“西伯”的文王之子，还是爵封“鲁公”的周公旦之子，抑或是一般的贵族公子，就不得而知了。按朱熹《诗集传》“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故诗人以‘麟之趾’兴公之子”的解说看，似指周文王的“子孙”而言；但《毛诗序》则有“《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之说。既为“衰世”，就非必定为文王或周公之子了。
赞美贵族公子，而以“麟”起兴，这在今天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奇怪，但在古代却是一桩异常庄重和动情的事。所谓“麟”，其实就是糜，鹿之一种而已。不过古代传说中的“麟”，却非同寻常：据汉刘向《说苑》称，“麒麟，麕身牛尾，圜头一角，含信怀义，音中律吕，步中规矩，择土而践，彬彬然动则有容仪”；《春秋感应符》更发挥“一角”之义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荀子》亦云：“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恶杀，麟在郊野。”大抵是一种兆示“天下太平”的仁义之兽。所以后儒赞先王之圣明，则眉飞色舞于“麒麟在圃，鸾凤来仪”；孔子生春秋乱世，则为鲁哀公之“获麟”而泣，以为麟出非时也。
明白了“麟”在古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即可把握此诗所传达的热烈赞美之情了。首章以“麟之趾”引出“振振公子”，正如两幅美好画面的化出和叠印：眼间刚出现那“不践生草、不履生虫”的仁兽麒麟，悠闲地行走在绿野翠林，却又恍然流动，化作了一位仁厚（“振振”）公子，在麒麟的幻影中微笑走来。仁兽麒麟与仁厚公子，由此交相辉映，令人油然升起一股不可按抑的赞叹之情。于是“于嗟麟兮”的赞语，便带着全部热情冲口而出，刹那间振响了短短的诗行。二、三两章各改动二字，其含义并没有多大变化：由“麟”之趾，赞到“之定”、“之角”，是对仁兽麒麟赞美的复沓；至于“公子”、“公姓”、“公族”的变化，则正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所说，“此诗公姓犹言公子，特变文以协韵耳。公族与公姓亦同义”。如此三章回旋往复，眼前是麒麟、公子形象的不断交替闪现，耳际是“于嗟麟兮”赞美之声的不断激扬回荡。视觉意象和听觉效果的交汇，经了叠章的反覆唱叹，所造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兴奋、热烈的画意和诗情。
前文说到这是一首赞美贵族公子的诗，似乎已没有异议。但它究竟歌唱于何种场合，实在又很难判明。方玉润以为此乃“美公族龙种尽非常人也”（《诗经原始》），大抵为庆贺贵族生子的赞美诗，似乎较近原意。古代的王公贵族，总要自夸其身世尊崇不同凡俗，所以他们的后代，也定是“龙种”、“麟子”。这首诗用于恭贺贵族得子的场合，大约正能满足那些王公大人的虚荣、自尊之心。然而，自从卑贱如陈胜、吴广这样的氓隶之徒，曾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之语揭竿而起以后，凡俗之家便也有了愿得“麟子”的希冀。在这样的背景上反观“麟之趾”，则能与仁兽麒麟媲美，而可热情赞美的，就决非只有“公族”、“公姓”了——既然有不少贵族“龙种”，最终被历史证明只是王冠落地的不肖“跳蚤”；那么凡俗之家，就也能崛起叱咤风云的一代“麟子”。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