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汉广》是先秦时代的民歌。这首诗是男子追求女子而不能得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
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
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
《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微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停顿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句式
郑人有欲买履者或“有欲买履之郑人”
何不试之以足（状语后置句）：以现代句式为“何不以足试之”。以：何不用自己的脚去试一试。
而置之其坐（省略句）：而置之（于）其坐。
近义词
生搬硬套，死板教条，刻舟求剑，墨守成规，冥顽不灵，胶柱鼓瑟，因循守旧。
反义词
达权通变，灵机应变，随机应变。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李商隐《无题》，不论有无寄托，都写男女相思，唯独这首例外。纪晓岚认为：“此是佚去原题，而编录者题以《无题》，非他寓言之类。”此说有一定道理。
大中二年（848）秋，诗人留滞巴蜀，无所事事；秋灯夜雨，客旅孤愁。兼之妻问归期，故思家忆归之情不能自己，遂于“夜雨寄北”之后，沿江东下。按归程本应直达荆南（江陵），然后陆发北上。可是宦海浮沉，一事无成，不甘就此罢休，于是想到湖南观察使幕府一游，便在武昌停桡。然事终不谐，又只好返棹武昌。此诗即作于武昌，抒写宦途风波、政治失意及思归不得的忧愤。
首句赋而兼比。一方面实写自巴蜀买舟东下的情景，又以之比宦途的风浪险恶，说自己象一叶扁舟在风波中颠簸无靠。由儒家思想薰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其心态是达则兼济天下，扬眉吐气，很少想念家室；而当在外困顿失意、穷途末路之时，对家庭骨肉、亲情的温暖，又倍觉可贵。“万里风波一叶舟” 正是这种宦海苍茫、回归不得的心境下的喻象的外化，感慨深沉而出语自然浑成。二句写出了“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姚培谦笺）的矛盾心理。“初罢 ”，刚刚罢休、丢开。“夷犹”即“犹豫”。全句说才把忆归的心事丢开，决定在武昌稍事停留，一下子又犹豫起来，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诗人对妻子一往情深，诗集中不少寄妻赠内诗流露出为仕为家不能两顾的矛盾和痛苦。稍后所作《荆门西下》云“人生岂得轻离别”、“蕙兰蹊径失佳期”，即同一意绪。
三、四句承“忆归”，申足所以“夷犹”之意，并伏下末句“思乡”。“碧江”指长江，用“碧”既为江水设色，又同四句“黄更”相对。“地没”一词，历来视为难解。《说文段注》“没老，全入于水，故引申之义训‘尽’。”那么“地没”即“地尽”，指远处水天相接烟波微茫之处，极引游子眺远思归之情。“元”通“原 ”。这一联说，悠长的江水本来一直牵引着我的归心，无奈宦海浮沉，只好在黄更矶边停了下来，矛盾的心境，抒写得曲折动人。
五、六承二句“罢”，申足所以暂时“罢归”之意，并逗下“怀古”。诗人滞留荆巴、一事无成，而怀想古人在荆巴的有成之士，亦思振起，庶不愧于古人。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思乡之情如此深切而竟中途停留的深层原因。埋茔阆中的张飞，当年在当阳长阪“据水断后，瞋目横矛”，何等英雄，虽然后来为部将所杀，总算是“冤魂报主”。西晋的王浚小字阿童，曾在荆门对过之西塞山燃炬烧融孙吴的千寻铁锁，建立了不朽功勋，其行义之高尚更如霜气之横贯秋空。《唐音癸签》卷二十四：“六朝人诗用‘镇’字，唐诗尤多……盖有‘常’之义。约略用之代‘常’字，令声俊耳。”故“镇横秋”即“常横秋”之意。七八句自警策：人生不能长此碌碌无为，一下“思乡”，一下“怀古”，这不是令己白头速老吗？七句“岂得”，反躬自问，末句申足前意，说明“无谓”的具体含义在“思乡”，在“怀古”：长期为这种感情所困忧，又怎么能振作精神于一番事业呢？由于七八句诗意的拗折，故感慨的最大张力在七句，百八句才显其沉著深厚。
《陈风·株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
此诗之开篇，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出行之际。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胡为乎株林（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从夏南（那是去找夏南的吧）！”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又逼问一句：“匪适株林（不是到株林去）？”应者笑在心里，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从夏南（只是去找夏南）！”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夏南”，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它的锋芒，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
到了第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辚辚的车马，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所以连驾车的马，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到了“株野”就再不需要“从夏南”的伪装，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说于株野！”“说”，一般均解为“停车解马”，固为确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解为“悦”也不为不可。“说（悦）于株野”，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乘我乘驹，朝食于株”——大夫只能驾驹，这自然又是孔宁、仪行父的口吻了。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所以马上笑咪咪凑趣道：“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朝食”在当时常用作隐语，暗指男女间的性爱。那么，它正与“说于株野”一样，又语带双关，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寥寥四句，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变得昭然若揭。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