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坞，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内)风景胜地，王维辋川别业附近。坞，四面高、中部低的小块地方。
这首《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这组诗全是五绝，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小品，从多方面描绘了辋川一带的风物。作者很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不仅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往往从景物中写出一种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木末，指树杪。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之类。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上，形如毛笔，所以用“木末”二字是很准确的。“芙蓉花”，即指辛夷，辛夷含苞待放时，很象荷花箭，花瓣的颜色也近似荷花。裴迪《辋川集》和诗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的句子，可用来作为注脚。诗的前两句着重写花的“发”。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地绽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
诗的后两句写花的“落”。诗人笔锋一转，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地开放，使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毫无惋惜地谢落，令人想象花瓣如缤纷红雨洒落深涧。它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企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观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又反对趋入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它在这个空寂得发冷发自的涧户中，却又描绘出辛夷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声息，使人感到空寂中仍有生命的闪烁。
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此诗由花开写到花落，而以一句环境描写插入其中，一前后境况迥异，由秀发转为零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对时代环境的寂寞感。所谓“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感慨，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仍能于形象中得到暗示。
开篇“三月暮，花落更情浓”两句即点明时节，在暮春三月，红花落去，春光将尽，词人对春天的喜爱愈加浓烈。在这里，词人没有描写对春天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的喜爱，而是通过残花飘零来强调自己对春天的不舍。越是生离死别，感情就越是浓烈，词人深谙其中道理，仅仅“花落更情浓”一句就把春逝心悲刻画得人木三分，比那些光用“愁”、“哀”、“怜”等肤浅字词雕琢词表的词作要深刻、厚重得多。
“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佳人离去，秋千空挂，唯见一轮明月悬在朗朗星空中。系在岸边杨柳旁的马儿，可能因为等候主人的时间太长了，不禁迎着缓缓的春风嘶鸣起来。岸边的画船空寂无人，随着水波上下起伏。这三句刻画了一幅春夜湖边杨柳图。
“宿燕夜归银烛外，流莺声在绿阴中。”房中银烛明亮，宿燕径直飞到檐下休息，绿荫中黄莺的啼鸣婉转动听。这里化用了温庭筠《池塘七夕》诗中“银烛有光妨宿燕”的句意，暗喻佳人盼郎、郎却不归的孤独凄寂。流莺啼啭，让孤独的人儿更加心伤，这里烘托出佳人孤栖独处、彷徨忧伤的心境。
最后一句“无处觅残红”，落花流水，残红难觅，对应上阕的“花落”。也有聚散匆匆、幽期难定的无奈，最后以佳人的无边怅惘哀愁收束全文。
从整首词来看，词人以写暮春花落开始，以残红难觅结束，首尾呼应，结构完美。另外，上阕写暮春空景，却暗含男女情事。下阕写空闺独守，却又穿插春景。整首词词句虽短，但是暮春景色、男欢女爱两不误，最后，以悲春伤时寓意欢愉易逝，犹有余情未了，回味无穷。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