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别开生面，不以景语起兴，而纯以陈述语气，描写闺中女子心绪：“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寒未去”说明此时尚是早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受天气影响，女子的心情必定也起伏无常。“深深处”点出女子忧闷之深，渲染出一种深重、孤寂的氛围。“不卷珠帘”的原因，可能是女子愁绪萦怀而心生恹懒；也可能是她害怕卷起珠帘之后，望见满目春色，更添愁绪。愁之深沉难去，可见一斑。
春来，百花盛开。本来是春光骀荡，美景无限，“红杏枝头花几许？”红杏满枝，繁花怒放，可是她却想到，它究竟能开多久呢？“惜春长怕花开早。”既盼又怕，对花是如此，对自己的青春又何尝不如此。愿青春如花朵般娇艳，而青春又不会久驻，不正像枝头的红杏花，很快就不会剩有多少么？对于久望游子的闺中人，岂不更怕“一朝春尽红颜老”?于是，泪流满面，更恨起“清明雨”来。说“止恨清明雨”，可能所思之人因雨不能迅速归来的意思。不过另方面，“清明雨”也可说是泛指。因为这雨，如“雨横风狂三月暮”的雨，如“雨打梨花深闭门”的雨。总之，它会使得花儿凋残，人的青春老去，那怎么能不恨它呢？“止恨”，分量很重，映照出人的恨深怨极而又无可奈何的苦闷之情。
“尽日沉烟香一缕”，这一句写闺中情景，女主人公的生活是多么寂静凄清，她终日对着一缕袅袅香烟出神，心中苦闷至极。她的愁闷无法排遣，唯有借酒浇愁。“宿酒醒迟”，她心中有无限恨，不觉中喝了很多酒， 以至于久睡不醒。紧接着一句“恼破春情绪”，径直说出她的春愁。
结尾两句“飞燕又将归信误，小屏风上西江路”，让我们知道了女主人公愁思重重的真正原因：原来她是盼望着春燕给她带来远人的信息，而它们却又令人失望。一个“又”字，点明了失望之久。这里不说所惦记着的人没有捎信回来，却怪燕子忘了带信，构思巧妙。于是她只好空对屏风怅望。画屏上烟水茫茫，那条蜿蜒的水路，不正是当初心爱的人远去时所走的西江之路吗？写出了闺中佳人对心上人的一往情深，读之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一咏三叹。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此诗描写了冬至夜晚作者在邯郸驿舍的所思所感，表达了作者的孤寂之感和思家之情。全诗语言质朴无华而韵味含蓄，构思精巧别致，运用想象等手法，表现出淡淡的思乡之愁以及浓浓的怀亲之意。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纪实，侧面写“思家”。第一句叙客中度节，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这个日子，人们本应在家中和亲人一起欢度。但是如今作者在邯郸客店里碰上这个节日，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句，就写作者在邯郸客栈里过节的情景。“抱膝”二字，活画出枯坐的神态。“灯前”二字，既烘染环境，又点出“夜”，托出“影”。一个“伴”字，把“身”与“影”联系起来，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作者的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于言表。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运用想象，正面写“思家”。后两句笔锋一转，来个曲笔，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家，而是想象家人冬至夜深时分，家人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以此来表现“思家”，使这种思乡之情扩大化，真实感人。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幅情景，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这个冬至佳节，由于自己离家远行，所以家里人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时候，家里人大约同样还没有睡，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具体“说”了什么，作者并没有指明，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每一个享过天伦之乐的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作者没用华丽的词句，没有玩弄过多的艺术技巧，而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却把思乡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邯郸冬至夜思家》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来描绘远客的怀亲之情。其佳处，一是以直率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常有的一种生活体验，感情真挚动人。二是构思精巧别致：首先，诗中无一“思”字，只平平叙来，却处处含着“思”情；其次，写自己思家，却从对面着笔。
全诗对玄宗强占儿媳的秽行不着一字，而其荒淫已揭露无遗。 作者对玄宗因专宠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深为慨叹，不仅屡刺其荒淫，且一再举出寿王，刺其无道之至，在当时文人中最为大胆尖锐。
诗的首句写景，描绘骊山温泉的优美环境。次句表面上写温泉之景，实寓隐比在内。龙，在义山诗中本来就是男性的代称。九龙吐温泉水，由“玉莲房”承接，这一意象隐指明皇、贵妃在温泉池的相会。作者用“呵护”把龙拟人化，极妙。明皇宠幸玉环，用“呵护”十分形象。三四句一转，写寿王内心的怨恨，他不去长生殿，不愿看到父皇与昔日的“寿王妃”亲昵。诗人抓住这一细节，以之入诗，极有魅力。诗人对寿王是寄予同情的，这是李商隐正义感的品格显示。诗人对明皇、贵妃之恋从无好感，作者所有涉及明皇贵妃的诗都是明证。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