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多为思想家，从朱放的诗句里读者可以领悟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题竹林寺》中有着诗人对时间流逝，世事难料的伤怀。
竹林寺依旧有美丽的烟霞景观，但是岁月消磨人难免会有改变。美丽的依然美丽但欣赏的人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遗憾，而这遗憾是人力难以抗拒的。所以诗里用到了“促”这个字。因为这岁月的催促，诗人难以预料自己还有多少机会能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所以用到了“更”这个字。前后的呼应用在这里很恰当，既加深了感情的表达力度又使全诗有了整体的美感，很紧凑不拖沓。可以说此诗的最长处不是对竹林寺烟霞的描绘，而是这种对感情的描绘方法。所谓的文章前后的一致性，其实就是这种前后呼应的写作方法，这样编辑文字的好处就是主题明确，言简意赅。当然这是一种逻辑应用，要真正做到还需对素材很好的运用。绝对不是前面有几个词在文章最后依然用几个词就行的，《题竹林寺》可以说是一个范例，读者多琢磨一下就会体味了。
杨果是由金入元的散曲作家。这支小令写思妇思念丈夫。曲子首句“碧湖湖上柳阴阴”是说：想起绿树成荫的湖畔，折柳送别的场所，能想起多少故事。这就仿佛是当代人的火车站情结一般。“人影澄波浸”的意思是：很多惜别的人影，倒映在湖面上，水波又打乱了影像。“常记年时对饮”是想象，意思是说：想起我们一块对坐饮酒，好不惬意。“到如今，西风吹断回文锦”意谓：念目前，夫妻离散，心中无限悲痛。最后三句“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的大意是：羡慕身旁飞过的鸳鸯，看别人成双成对，只觉得一场残梦般，蓼花深深。这直白的悲痛，非常感人，可以说这是全诗最美的三句。
这首小令从写景领起，写湖水清碧，岸柳阴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碧湖”与“湖上”是两个词组，作者有意重用一个“湖”字，而不说“碧湖岸上”，与其后“阴阴”的叠词同集一句，便形成了一种婉转低回的情味。“人影澄波浸”是表现湖水的清纯，回应“碧湖”，但更主要的是从湖景带出“人影”，由写景向写人过渡。“人影”至少能给读者提供另外两种意象：一是指曲中主人公本人，“柳阴阴”衬托出其人的孤独，而碧湖澄波的宁静气氛则反现出下文心情的不平静；二是指湖中的采莲女，因为这首《小桃红》是从江南采莲的意境生发的。若取此解释，那么主人公所忆的“对花饮”的对象，也是一名采莲女子。而“语译”释“人影”为游人之影，则是与下句“常记”相承，所谓触景生情。
设想柳荫下游人笑语欢饮，且男女相杂，于是激起了主人公“年时对花饮”的回忆。“对花饮”通常意义就是对花饮酒，但“花”在诗歌中又有借喻女子的习常用法。这才使我们意识到曲中主人公为一名男子。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效果，这里不妨看他的另一首《小桃红》：“采莲湖上棹船回，风约湘裙翠。一曲琵琶数行泪。望人归，芙蓉开尽无消息。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立意乃至布局都与本篇惊人地相似，而主人公的女性身份则同样是一目了然的。中国的词曲作家都善于用简略的暗示来节省介绍人物的笔墨。
回忆只有短短的一句，迅即接上了“到如今”，显示了现实的无情。“如今”与“年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回文锦”表现出了主人公与“年时对花饮”的对方的恋爱相思关系，而这三字本身已寓离散之意，何况“西风吹断”，两人的音书联系也中断了。作者不直说情人远去，恩爱断绝，而以“西风吹断回文锦”为暗喻，是艺术语言的需要，也表现出一种讳言伤痛的惆怅情味。于是，由触景生情，又进一步引出了末三句的见景生感。
“羡他一对，鸳鸯飞去，残梦蓼花深”，这“残梦蓼花深”又非一种断言可以括尽。我们取“残梦”为鸳鸯之梦，似较得诗人之旨。这三句全述“鸳鸯”，以一个“羡”字统领，一方面说明了主人公渴望爱情幸福的强烈，连鸳鸯的“残梦”也在被羡之列；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主人公对命运现实的绝望。一对鸳鸯飞入蓼花深处并头酣眠，是连贯的一意，作品分作三句，虽是服从曲律句式的需要，却也表现出主人公在克制伤痛、倾诉愿望时的一种挣扎感。
这首小令由景及人，又由人及景，借湖上的美景作为人物悲剧命运和悲剧心理的强烈反衬，所谓“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清王夫之《诗律》）。曲中处处表现出对悲哀的克制，含痛于喉，同时也因此表现出一种悱恻低回的风调。这种风调及其表现的手法都近于婉约词，而“到如今”、“羡他一对，鸳鸯飞去”等使用的又是曲的平直语言。以曲为载体，以词为笔法，这正是词曲嬗变时期的常见现象。
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体讽刺散文，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洗炼的笔墨记述了故事的经过，可说是全文的引子，作者先写柑子外表具有金玉之美，其中却如败絮之劣，在一优一劣而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发问，“将炫外以惑愚瞽也？”也自然而然地引出指责，“甚矣哉，为欺也！”作者在此突出一个“欺”字，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贯串始终的主线，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正是这个文眼，才引起卖柑者大段的深刻的议论。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通过卖柑人之口，揭露那些达官绅士欺世盗名的真相。文章的构思非常巧妙，“卖者笑曰”一个“笑”字用得很好，首先表现在后面的大段议论只是由一个小商贩在谈笑诙谐中说出，这就亲切又可信；其次表现了一个普通人对那些不可一世的人的鄙视。小商贩的回答也是巧妙之极，用一句反问“而独不足子所乎？”它揭示面对“欺”道横行的社会，人们已经麻木。紧接着再用一个反问“而独我也乎？”这个反问比前一个反问更有份量，它既突出了言者对“欺”道横行社会的强烈憎恨，又使愤懑之词如流涌出。为证实自己的论点，卖柑者以排比句式，历数了行“大欺”的人。先用两个长排比句描写武将“洸洸乎干城之具”、文官“昂昂乎庙堂之器”，以之与柑子“烨然”外表相对照；接着又连用五个短排比句揭露其实质，原来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治军之众。为了更琳漓尽致地宣泄自己愤世嫉邪之情感，文章又用两个反问句进行反复揭露。反复揭露使卖柑者“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一句指责得有理，批评得有力。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尾，作者没有写自己如何慷慨激昂地响应卖柑者之言，却是“退而思其言”，这样既使文章形成一种跌宕美，也表明作者在深思熟虑之中品味其言的真谛所在，承认其言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这篇文章由买卖一个坏了的柑橘的小事引起议论，假托卖柑者的一席话，以形象、贴切的比喻，揭示了当时盗贼蜂起，官吏贪污，法制败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有力地讽刺了那些冠冕堂皇、声威显赫的达官贵人们本质上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欺世盗名的人物，从而有利抨击了元末统治者及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还有社会当下的黑暗，抒发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感。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