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共十七句，有四层意思，层层相接，旋萦递进，依次写来。
开头“东风”以下四句，写长安城初春景象。东风吹拂，宫苑草绿，殿楼生春，柳色半青，萦烟袅娜，拂城似锦，好一派欣欣向荣的境界。诗人描绘意境，充分利用了自然界的色彩，如绿草、紫殿、红楼、柳青等，构画了色彩斑烂的初春景象；“绮城”句一出，满城春色，尽收眼底。诗人又用以拟人手法，写得春情洋溢，如风绿春草、殿楼觉好、烟柳拂城等，动人心扉，倍感真切。
接下“垂丝”五句，写新莺春声。垂柳挂柱，莺鸟和鸣，春风知情，卷声入云，万户皆春声，好一番春日声情。诗人依题写意，开头写柳色初青，接写新莺百啭，由境出莺，莺境相合。前是绮城春景，后是万户春声，声景相融，此番意境，有画有音，有光有响，即声色并举。诗人写新莺百啭，声情结合，以情写声，如好鸟和鸣，间关早得春风之情，春风知情，将鸟声撒向万户，万户皆春声。人鸟春声，皆因情生，动人之处，在于声情相融。
“是时”以下六句为第三段，写皇帝出游。五云垂晖，太平之象；皇帝出宫，仗随日转；天回玉辇，绕花徐行；始看鹤舞，继听新莺，呈现出一副龙仪非凡的游春气派。既然是奉诏侍赋，少不了对帝王的称颂。诗人没有直接写帝王本人如何仪态非凡，而是采取烘托的笔法，描述皇帝春游的隆重仪止和心兴。五云垂晖，日转绕花，看鹤听莺，令人感到皇帝仪同天日，兴同世人，而不失尊贵高雅之趣。
最后一段两句，写莺绕宜春苑，扣题作结。皇帝听莺，新莺知情，飞绕林苑，愿把自己的歌声汇入肃然高雅的箫笙之乐。
全诗四段，诗意衔接细密，始有柳烟拂绮城，继有垂丝百尺挂雕楹；前有春风卷声入云，万户春声，后有五云垂晖，君王春游心动；上有听莺鸣啭，下有新莺飞绕，诗意衔接，丝丝人扣，层层相生，如行云流水，自然晓畅，表现了诗人巧妙的构思和艺术手法。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这首诗写战国时期贤士郭隗有幸受到燕昭王的礼遇，体现了作者对开明盛世的向往、对先贤丰功伟绩的追慕、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反映了古今仁人志士的普遍遭际。全诗运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语言质朴，情感深沉。
全诗的主旨落在开头两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这两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感慨，表明诗人的不得志，非己无才，实乃生不逢时。这包含着诗人的无限悲愤和辛酸，概括了封建时代许多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悲剧。因为生不逢时，所以更加渴望明主，更加仰慕前贤。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报齐国之仇，首先为郭隗改建了宫馆，并且像对待老师那样地尊敬他。因此诗中说：“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这两句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
这首诗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对社会政治、人生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观点和思考。此诗之所以能对后来的中国读者产生强烈的美学吸引力，靠的是文学历史的背景。它借古讽今，情感深沉，被看成令人信服的朴质风格，是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摹拟格式之一，即不是模仿行动和外界，而是模仿内在的情感状态。历史的联想使得这些情感成为正统的、极其严肃的情感，而不是纯个人关注的细微情感。此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诗人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