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思》组诗共六章，写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各章之间并无贯串的故事情节。这里详析第三章和第六章。一则因为以这两章为主，连及其余，也就大致反映了全诗的面貌；二则因为这两章比较精采，也流传较广，在六章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先讲诗的第三章，前面两章已经写过：“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深沉的思念早已使她陷入难解难销的境地。“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此刻，这位思妇望着那悠然自得的浮云，便想托它给远方的丈夫捎去几句心中的话儿，可是那浮云瞬息万变、飘渺幻化，不可能叫人放心寄语。她徘徊彷徨，坐立不安，只有徒然相思而已。这无法摆脱的悲哀，激起了她对生活不公的感慨——“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后一句是写实，前一句不无夸张，现实中当然未必是“人离皆复会”。但是这么一纵一擒，就更能反衬出感情上的痛苦。人们在极度悲痛时往往难免有这种过激的感情和语言，比如“民莫不谷，我独不卒”（《诗·蓼莪》）；又如《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一章十句，“人离”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因为“无返期”，才想到托云寄辞；因为“无返期”，所以思无尽时。妙在“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之前，又插入一个回顾的细节：自你离家之后，我从不梳妆，那明亮的镜子虽然满是灰尘，也无心事去擦它。这个倒叙，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是她纷繁杂乱心绪的写照。如果单就“自君之出矣”四句而言，则前一句为因，后三句为果，简洁明快，而又包孕丰富。“明镜暗不治”，虽是写事、写物，却可见其貌；“思君”二句，又可察其情。此情，此貌，正传神地刻画出思妇的生活和心态。所以从南北朝到隋唐，仿作者甚多，且皆以“自君之出矣”为题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它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上面讲的晓畅隽永之外，大概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清新自然之趣。正如钟嵘所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朱弁也说过：“诗人胜语，感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词，不必出于经史。……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风月堂诗话》）。这些都是在称赞它的不假雕饰的自然之美。
再讲诗的第六章。诗的第四章写夜不能寐，触景生情，泪如泉涌；第五章写睹物怀人，更增思念之苦；意在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得以具体充分地发挥。但是，思念无穷，诗终有结，第六章便是全诗的结尾。君无返期，音信不通，思亦无用，盼也是空，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愿：愿君莫忘旧情。这就很像“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古别离》）的意思，只是这位温柔细心的女子说得更为曲折委婉。《诗·大雅·荡》中有句诗叫做“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里稍加改变，意思是说：人们做事情往往是有头无尾，不过我想你是能始终如一的。可是，想想分别多年，情况不明，世事难料，旧日的恩情还有保持的希望吗？但那种喜新厌旧，重新忘故的行为，毕竟是仁人君子所谴责、所讥刺的。“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不着己，不着彼，语意盘空，笔势突兀，它的分量在于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正直的生活准则和为人之道，下面四句正是就此生发，所以前人曾评曰：“以名义厚道束缚人，而语气特低婉”（《古诗归》）。其“低婉”之处，首先表现在她先说自己，再说对方：你虽然寄身远方，我可没有片刻忘了你；既然过去那么恩爱情深，现在该不会变得情淡意薄，想你也是时时思念我的。先自处于厚，次则言君不薄，以己之情动彼之情，婉曲动人。其次，表现在虽不无怨艾之情，不安之意，却绝不露圭角，一再地说：“想君能终之”，“想君时见思”，总以忠厚诚挚之心，构想“君”之所为、所思，其良苦之用心，全在盼美好之未来。这，便是千思万念之归宿，也是通篇之结穴。这一章时而写己，时而写彼；时而泛言，时而切指；时而忧惧，时而自慰；局势变换，一步一折，终落在凭空设想之处，似尽不尽，真是一片真心，无限深情，这大概就是钟惺说它“宛笃有十九首风骨”（《古诗归》）的原因。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