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先描绘的是一片大好春光。阳光普照下,触目所及处,园林草木青翠,红花满地。啼声清脆的流莺在人们春游时布置的华丽筵席周围飞来飞去。在这样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中,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出场了。他悠闲地跟随着那些华美的车子,他骑着马儿,尽兴游遍京城郊外大好春光。这位意气丰发的游春少年形象,有可能是天圣九年(1030)进士及第后的词人的写照。
下片中涉及的季节仍然是春天,但与上片好景致、好心情不一样,写的是迟暮之人年华如梦、世事沧桑之感。他一觉醒来后,感受到的是年华有如春梦一般的短促,而且此时,悠悠往事、千般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词人把往事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而以“烟雨满楼山断续”,即主人公此时内心种种愁思外化而形成的景致进一步展现他心情的沉郁。意思就是说主人公此时的心情就如满楼烟雨般凄冷迷乱。词作结尾处描绘的主人公百无聊赖地闲倚栏杆的身影,与下片词情沉重的氛围相映照,再进一步表现主人公的愁绪无法排遣。
这首词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不同时期的两种春景、两种心情,对比中透露出深沉的人生感慨,颇具深婉之致。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这是一首山水诗,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它所描绘的山水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荒凉古城,无可赏心悦目,并非欣赏对象,而只是诗人思想的例证,感情的寄托,引人沉思感伤,缅怀历史,鉴照现实。所以这诗不但在处理题材中有虚构和想象,而且在诗的结构上也突出于表现诗人情怀和自我形象。诗人满怀忧国忧民的心情,引导人们登临这高险荒凉的古城、空城、荒城、指点人们注意那些足以引为鉴戒的历史遗迹,激发人们感情上共鸣,促使人们思想上深省。
首联扣题,开篇即点明诗人登上馀干古县城后看到的景象:馀干古县城地势较高。周围又没有其他城乡相连,因被废弃又无人居住,俨然成了一座孤城,在城下抬头望去,已好像和白云连在一起,多年以来,这座古城一直矗立在楚水西畔,荒凉而孤独。首句中诗人站在城下,第二句的视角已转为凭楼远眺,诗人不动声色地写出了自己位置的转移:不论是“与白云齐”还是“万古荒凉”,都带有夸张的意味,意在表现馀干县城被抛弃后的沉寂和冷落。这既是客观意象的反映,同时也含有诗人自己的感情。
首联写的是古城全景,颔联中视角转入城内。诗人先写“官舍”,这昔日繁华的地方如今杂草丛生,被越来越高的蓬篙掩埋了起来;随后再写“女墙”,城墙还在,可是巡防的将士已经不见踪影,到了夜甲。城楼上看不到守夜人点亮的火光,只能听见一声声乌鸦的啼叫从旷野响起。“已空”对应“犹在”,物是人非之感顿生。“秋草”与“夜乌”两个带有冷色调的意象,承接首联中的‘’荒凉”一词,把古县城的残破和冷清刻画得淋漓尽致。
视角再次转移,诗人在颈联中着意描写城外的景象。站在城头向远处眺望,只能看见茫茫的沙地,大风骤起,卷起遮天蔽日的黄沙,向着天边无尽处卷席而去;此时正是黄昏时分,落日西垂,渐渐地快与城上的游客在同一高度上了。县城周围,理应是村舍农田,而诗中却尽是茫茫“平沙”;再者,县城治所虽然迁移,不该导致所有百姓随之搬迁,可这里的人却纷纷选择了离开了。联系当时背景,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战区自然是烽火遍地,其他州县自然也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趁乱而起的诸侯、盗寇,无不成了鱼肉百l姓的黑暗力量。举国上下,为了保命,为了生存,人民莫不纷纷迁徙,背井离乡。颈联中的“落日”,既是自然景观,又暗含诗人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只有无知的鸟儿不懂历史变迁和国势盛衰,不分朝暮地在弋阳溪水上飞来飞去。尾联化用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的诗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十月之交》旨在通过写周幽王时期发生的日食以及后来一系列“百川沸腾,山冢崒崩”的自然灾难,以对当时西周统治者宠信小人、政治腐败的现状提出警告。刘长卿把《十月之交》中的名句化川在这首诗里,看似闲笔,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当时的唐朝统治者提出批判,又有劝诫之意,比之正面警示更加含蓄,也更深刻。
从形式美学上看,这首诗歌在结构上呈现出了一种内在的美学对称。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形成了诗歌画面的近景与远景,色彩与声响。首尾两联各用一个主语,句式相似,对应工稳。巧妙的诗歌结构不仅保持了诗歌形式上的对称之美,更形成了诗歌音律节奏的和谐变化。特别是首尾两联语意绵密,上下勾连,一气不断,更是产生了不同的音律效果。首联迫促,如异峰突起,强化了孤城的万古荒凉,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感觉震撼效果。尾联低缓,便于诗人悲痛压抑情感的抒发,有如幽谷哀筝,幽恨绵长。诗歌就在结构的统摄之下,不为篇幅所窘,不为法度所限,于严格的体式中,气韵飞动,神思飞扬。使这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馀干县城,不仅是一座孤城,更是一座诗人心灵的荒城。无怪乎前人评说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此诗能写得如此沉迷哀婉、深沉悲凉,且情在景中,兴在象外,正是诗人“炼饰”功夫所至。
第一首诗全借司马相如的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才华出众,志向远大,但在汉武帝时只当了一名管理前朝文帝墓园的小官。他抑郁不得志,终于弃官而去,闲居在茂陵家中。在他生前,梁孝王刘武与汉武帝刘彻都先后抛弃了他。等他死后,武帝却把他所写祭天地神灵的《封禅书》吹捧起来,而且亲自到泰山隆重祭祀。李贺就抓住这个古人的遭遇,结合自己的身世写出了这首寄寓深远的《咏怀》诗。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四句,描写司马相如被汉武帝遗弃后与爱妻卓文君在茂陵家居时的恩爱闲逸的生活。碧绿的蔓草挂满了井边的石栏,环境是那么优美宁静。相如白天无事,不免又对着知音文君弹起琴来,那曲曲幽韵传达出多少难言的心事。和煦的春风吹乱了文君美丽的鬓影。这里表面上写得悠闲自得,充满了一片天伦之乐,实际却吐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深深寂寞和感慨,正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写:“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同样充塞着一种痛苦到接近麻木的情绪。
后部分也是四句,明写梁王与武帝把相如像断草败梗一般地抛弃,只是武帝更懂得打一下、拉一把的政治权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要利用相如的遗著《封禅书》,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亲自登上泰山之顶,装模作样地对着天地礼拜。从相如的角度着眼,这个志大才高写下了煌煌赋作的文士,却“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死后还硬被拉去为统治者粉饰太平,这真是可恨可叹。一个“唯”字,含蓄着诉不尽的凄凉辛酸,似乎他留给人间的贡献,就只是这篇《封禅书》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通篇似乎都是写司马相如,其实诗人已经巧妙地将自己融化进去,所以诗作题为《咏怀》。茂陵家居的情景,正是长吉昌谷赋闲的写照;而泰山顶上的封禅礼拜,也正与长吉屈身奉礼郎的虚应礼赞如出一辙。
第二首诗抒写了李贺在昌谷家居的生活和心情,反映了诗人的抑郁忧伤和不幸。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诗人在夜晚吟咏(著书)方罢,突然瞥见一丝白发象秋霜一般地飘落下来,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怎能不使他心头一震?李贺是个苦吟诗人,据说他的诗思常在驴背上觅得,随想随写下来投入身边携带的锦囊中。晚上取出,在灯下斟酌成篇。其母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来”(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正因为他这样呕心呖血地从事创作,再加上家境贫寒、夙志不伸,所以二十多岁就未老先衰,白发惊秋了。
“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一“惊”之余,不由便拿出镜子细细端详起来。“聊自笑”,显得这笑是一种对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嘲笑,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笑,表面上似乎反应是淡漠的、不大在意的,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深藏的无限悲苦。联系诗人曾担当过奉礼郎这样卑微的职位,可知这就是诗人无声的啜泣。说他笑中含哭,大概是不过份的。
“头上无幅巾,苦蘖已染衣。”头上已没有儒雅的头巾可戴,身上只穿着用苦蘖染成的黄衣。这完全是一副村夫山民的打扮了。这两句写诗人的乡居生活,已到了一贫如洗、令人酸鼻的程度。深一层看,诗人不仅是写生活的艰难,而且也暗示自己整个身心都已浸泡在苦水之中。真乃触处生悲,何往而非苦也。
写到这里,诗人已把悲苦情怀推到了高潮。且看他如何收尾。“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这是一种自我宽慰之辞,貌似旷达,其实更反衬出诗人的不幸处境。弦不可拉得太紧,诗文也是这样,作者委婉写来,使前面描写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
《咏怀》这类诗,自西晋阮籍创体以来,或托比兴,或借史实,或抒感怀,或重讽谕,其手法多变,总以显示真实情怀,言远旨深为贵。此篇以赋为主,直写自身苦状,透露不遇心态,塑造出一个受压制被鄙弃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就认识和审美价值而言,是有它的独特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