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清澈的江水,葱郁的青山,即便在春天里展现得再美好,也有徒然再伤春的时候,常征君您一世英名,隐居青山绿水间多年,却落得个晚节不保,竟然选择了重新出仕当官,不再隐居了。
楚妃在皇宫里因为容貌出众,所以很受皇帝的恩宠,但也难免遭到其他嫔妃的嫉妒和陷害,以常征君您的才华,如海鹤一样的仙风道骨,在朝堂阶前的表现一定非常卓越,然而若想一鸣惊人,还要学会趋近权贵之人。
在朝上供职,整日里公事繁忙,被各种琐事纷扰,甚至连饭都没有时间吃,人只要是被一种官职羁绊,就是彻底被劳碌埋藏起来了,无法脱身。
你任职的地方现在也是夏天了,但早晚还会有凉暖温差,你可要时刻注意保暖啊,那里可不像云安,到了夏天火辣辣的酷热现象就会重新出现。
注释
徵君:汉魏以来,起隐士谓之征君。另外,征君一词见于《后汉书·韩康传》:亭长以韩征君当至,方修道桥。
空:徒然。
傍风尘:指常征君晚节不保,不再隐居,重新出仕。风尘:红尘,世俗之中。傍:傍靠,投靠。
楚妃:比喻在皇帝面前得宠之人。
殊众:出众。
万事纠纷:指公事繁忙。
绝粒:没时间吃饭。
开州:地名,今重庆开州区,是常征君任职之地。
云安:地名,位于今广东省西部。
新:出现、开始的意思。
《寄常征君》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晚春,当时杜甫55岁,居住在蜀地云安(今四川云阳)。这是首句入韵仄起式的七言律诗。常征君是杜甫的好友,曾在不久前来云安拜访过杜甫,在他返回开州以后,便写了这首诗寄给常征君。
这首诗很像戏剧的独白。它能使人想象到比诗句本身更多的情景:女主人公大约刚刚翻检过衣箱,发现一件敝旧的罗衣,牵惹起对往事的回忆,不禁黯然神伤,开始了诗中所写的感叹。
第一句中的“罗衣裳”,既暗示了主人公宫女的身份,又寓有她青春岁月的一段经历。封建宫廷的宫女因歌舞博得君王一晌欢心,常获赐衣物。第二句说衣裳是“秦王在时”所作,这意味着“秦王”已故,又可见衣物非新。唐诗中常以“汉宫”泛指宫廷,这里的“秦王”也是泛指帝王。后两句紧承前两句之意作感慨。第三句说罗衣曾伴随过宫女青春时光,几多歌舞;第四句语意陡然一转,说眼前秋凉,罗衣再不能穿,久被冷落。两句对比鲜明,构成唱叹语调。“不堪”二字,语意沉痛。表面看来是叹“衣不如新”,但对于宫中舞女,一件春衣算不了什么,向来是“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白居易《缭绫》)。可见这里有许多潜台词的。刘禹锡的《秋扇词》,可以作这两句诗的注脚:“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可见诗中对罗衣的悼惜,句句是宫女的自伤。“春”、“秋”不止指季候,又分明暗示年华的变换。“为舞春风多”包含着宫女对青春岁月的回忆。“秋来不堪著”,则暗示其后来的凄凉。“为”字下得十分巧妙,意谓:正因为有昨日宠召的频繁,久而生厌,才有今朝的冷遇。初看这二者并无因果关系,细味其中却含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妾薄命》)之意,“为”字便写出宫女如此遭遇的必然性。
这首诗句句惜衣,而旨在惜人,运用的是比兴手法。衣和人之间是“隐喻”关系。这是此诗的艺术特点。罗衣与人,本是不相同的两种事物,此诗的作者却抓住罗衣“秋来不堪著”,与宫女见弃这种好景不长、朝不保夕的遭遇的类似之处,构成确切的比喻。以物喻人,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宫女丧失了作人权利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苏曼殊,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三次剃度为僧,又三次还俗。尤其是第三次出家后不到一年,又匆匆还俗,甚至连僧衣僧鞋都来不及更换,又以一个和尚的身份与诗人的气质回到尘俗之中。作为对社会改良充满希望的热血青年,他时而激昂,西装革履,慷慨陈辞,为革命而振臂高呼;时而颓唐,身披僧衣,逃身禅坛,在青灯黄卷中寻找精神的安慰。这两首《本事诗》充分表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才情和内心矛盾。
柳无忌曾指出苏曼殊的《本事诗》十首都是他为其所钟爱的日本歌伎百助枫子所写,但苏曼殊的身世特别,又投身佛门,自知生死无常,不能给百助以家庭的安顿和幸福的保障,故始终未能与百助结婚。此处所选的第一首诗就道出他内心的这种矛盾。 “乌舍凌波肌似雪”是以印度传说中的神女乌舍来比喻百助,说她步履轻盈如凌波仙子,其肌肤又如雪似玉;“亲持红叶索题诗”是指百助对他诗才的爱戴和一片深情,此处用“红叶题诗”的典故也暗示了百助有向他求婚的经历。然而,诗人已经出家为僧了,心中苦衷不能尽道,虽然钟情百助,也只好对这美妙动人的少女加以婉拒了。诗的最后两句正透露出诗人的矛盾:泪本是有情之物,诗人偏把泪说成是无情;相逢是爱的开始,但却留下了恨的遗憾。诗人模仿唐人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未嫁”为“未剃”,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深处真爱百助,另一方面又蕴含了无限的无奈与哀婉。
第二首诗则寄寓了诗人的凄凉身世以及对前程充满彷徨迷惘的孤独感。“春雨楼头尺八箫”首先创造了一种凄婉迷茫的雨中境界:迷蒙细雨中诗人倚靠在日本民居的小楼上,正听着百助用尺八箫吹奏着《春雨》曲,竟引出诗人无尽的乡思。“春雨”既指现实中的春景又指箫声所吹曲名,一语双关。“何时归看浙江潮?”既指箫声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亦可指他挂念着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潮。“芒鞋破钵无人识”则点出诗人自身的僧家身份,又暗含有诗人的凄楚身世。“踏过樱花第几桥!”则道出了生命的伤感和人生似梦的感谓。日本的樱花绚丽而短暂,诗人在漫天的樱花飘洒中孤独前行,亦是一断鸿飘零,不知归往何处。苏曼殊以一种梦幻般的诗境表达了他于乡愁的惆怅和对生命的理解。
上述二诗,极其典型地体现出了苏曼殊的浪漫“情僧”和云游“诗僧”的形象。读此二诗,这位才情横溢、浪漫奇幻、集亢奋与忧郁于一身的青年俊秀就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只可惜天不假俊杰以时间,苏曼殊只在人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中辞世,他以绚烂的生命浇灌出中国近现代文坛的一朵奇葩。
这首诗描绘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过对“宿云”、“晓日”、“高树”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写,展示了一幅雨霁云销的明丽图景。
诗人紧扣题目中的“雨后晓行”先概写愚池周围环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时间推到昨夜,点明夜里一场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几片残云,从水中的沙洲上飘散而去。这时,早晨的太阳渐渐升起,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远近村落,使之呈现出一片光明。
起首两句,从形象地描写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来点明“雨后晓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缕缕残云,从洲渚上飘散开去;初升的阳光,照射进了附近村落。这景色,给人一种明快的感觉,使人开朗,舒畅。三、四句进一步写愚池景物,构思比较奇特,是历来被传诵的名句。“高树临清池”,不说池旁有高树,而说高树下临愚池,是突出高树,这与下句“风惊夜来雨”有密切联系,因为“风惊夜来雨”是从高树而来。这“风惊夜来雨”句中的“惊”字,后人赞其用得好,宋人吴可就认为“‘惊’字甚奇”(《藏海诗话》)。夜雨乍晴,沾满在树叶上的雨点,经风一吹,仿佛因受惊而洒落,奇妙生动,真是把小雨点也写活了。这里也隐喻诗人自身所处的环境,虽然被贬,但仍怀抱着昨日风雨终会逝去,明日骄阳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诗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为景中的人物。佳景当前,正好遇上诗人今天心情舒畅,独步无倡,景物与我,彼此投合,有如宾主相得。这里用的虽是一般的叙述句,却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诗的景物描写更增加了活力。这两句中,诗人用一个“适”字,又用一个“偶”字,富有深意。它说明诗人也并非总是那么闲适和舒畅的。
读这首诗时,就宛如欣赏一幅池旁山村高树、雨后云散日出的图画,画面开阔,色彩明朗和谐,而且既有静景,也有动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读出诗人心中那份乌云终会散去,光明终将来临的坚定的信念,诗中所抒发的情,与诗人所描写的景和谐而统一,在艺术处理上是成功的。
这首诗首联写登山楼后的视野开阔,营造了一种忧伤国事的悲怆气氛;颔联写登楼所见的景象,但景语含情,飘摇的风雨象征国破家亡之后的悲痛和哀恨;颈联是写诗人登楼后的感慨,也是诗人对时局的忧思;尾联用典,希望能够有勇士复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之情。全诗气象浑厚,笔力遒健。
首联写出危楼临海耸峙的壮观景象,楼借海势,大海的壮阔更衬托出楼之雄峻。首句切“海”次句切“山”写山笔法又有不同。“一生襟抱与山开”情由景生,故情景合写,有虚实相映之妙。抽象虚泛的秋色借具体的终南山而表现其寥廓高远,此处诗人的胸襟怀抱也借助山海的壮阔而获得展现。此句字面上写“山”实包涵海天在内,为后半的抒情伏下一笔。
联写登楼所见之景。此联亦用虚实相生之笔法,岸与潮、楼与雨均为实景,而天影与春容的虚景则在实景中得到展现。此联不仅雄浑壮阔,而且以“入”“来”两个动词写天光云影与春日气象,使整个境界为之飞动,这种潮水奔涌、风雨齐来的危楼景象也反映了时代的动荡和诗人的不安,由此导入诗下半部分的抒情。
颈联抒写了报国无门、回天无力的悲愤。“慷慨赋诗”所赋当为抗敌报国之歌,但自己却只是一个多年流落江湖的“放臣”,空有一腔爱国热血而无用武之地,故反自生怨恨。“徘徊舒啸”亦为排遭心中愁闷,但金兵长驱直入,投降派执掌军国大计,目睹国事日非,只会更增悲哀。此联以虚词“还”“却”斡旋,传达出诗人跌宕起伏的悲愤之情。
尾联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通过怀古伤今,将悲愤之情发挥至于极诣,全诗留下无穷的感喟。这两句化用杜甫《昔游》的诗意:“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杜甫诗中描绘了国力强盛、英雄云集的盛唐时代,同是登高望远,却已今非昔比。诗人呼唤灭胡的猛士,那发自肺腑的一问是问苍天,也是问朝廷,问普天下之人,倾吐出满腔的爱国热望。但末句的自答却流露出极大的失望,包含了对朝廷执政、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怨愤。诗人为民族的命运哀叹,故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此诗风格雄浑悲壮,音节宏亮顿挫,足以继响杜甫的《登高》。在情与景的安排上,既有前后的分工,又有内在的联系与渗透。前半写景,却已关及怀抱,后半抒情,却处处意含登高。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