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
毛文锡这首《临江仙》，取材于江湘女神传说，但表现的内容实是一种希幕追求而不遇的朦胧感伤，主题与词题是若即若离，恰好反映了从唐词多缘题而赋到后来去题已远之间的过渡。
“暮蝉声尽落斜阳。银蟾影挂潇湘”。起笔词境就颇可玩味。时当秋夕，地则楚湘。从日落到月出，暗示情境的时间绵延，带有一种迷惘的意昧，词一发端，似已暗逗出一点《楚辞》的幽韵。“黄陵庙侧水茫茫”。接上来这一句，便点染出幽怨迷离之致。写黄陵庙，点追求怨慕之意，而黄陵庙侧八百里洞庭烟水茫茫境界的拓开，则是此意的进一步谊染。“楚江红树，烟雨隔高唐”。词境又从洞庭湖溯长江直推向三峡。楚江红树，隐然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意味。而烟雨高唐，又暗引出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的传说：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宋玉《高唐赋》），襄王梦遇神女，实则“欢情未接”，以至于“惆怅垂涕”（均见《神女赋》）。这与二妃追舜不及实无二致。句中下一“隔”字，则词人心神追慕之不遇，哀怨可感。连用两个传说，可见词人并非著意一咏某一传说本身，而是为了突出表现追求不遇的伤感。
“岸泊渔灯风飐碎，白蘋远散浓香”。水上渔火飐碎。已使人目迷。夜里萍香浓，愈撩人心乱。上片写黄陵茫茫、高台烟雨，见得词人神魂追求之不已。过片插写这段空景，暗示追求之不遇，足见迫求之难。变幻的词境，层层增添起怨慕的意味。“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历尽希慕追求，神女这才终于若隐若现出来了。鼓瑟的灵峨，自应是黄陵二妃，但又可视为高唐神女。而且同境既展开于从湖湘至江汉的广袤楚天，意境有似《诗·汉广》中“不可求思”的汉上游女，《楚辞·湘君》中“吹参差兮谁思”的湘夫人，她们都是楚地传说中被追求而终不可得的女性。灵娥鼓清商之乐，韵律清越，使词人希慕愈不可止。虽说朱弦俨然可闻，则神女也应宛然可见，但云散天碧。“曲终人不见”，终归于虚，终归于一分失落感。结尾写碧天长，不仅示意鼓瑟之音袅袅不绝，而且也意味着词人之心魂从失落感中上升，意味着希慕追求的无已。
此词构思确有新意。它杂揉黄陵二妃与高唐神女的传说造境，表现的是一种希冀追求而终不可得的要眇含思。由潇湘而洞庭而高唐的神游，象征着词人希慕追求而终归于失落的心态。若隐若现、可遇而不可即的灵娥，不必指实为某一传说中的神女，而应是词人生活中所追求的理想女性或人生理想的化身。题材虽缘取调名。但实是发抒己意。与《花间集》中一些徒事摹写神女故实的词相比，便显出命意上的个性，体现了词的演进。同时，此词风格清越，也有别于《花间集》中他词之秾艳。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纪纲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惟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麾下谋臣高参一旦在原则问题上表露“异见”，那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献衡本来是高才大才，据《后汉书》上说他少年时就以文才和辩能而扬名天下。当时身在曹营的名儒孔融也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还上表奏帝推荐了他。可因为他有个狂傲不羁的毛病，很快就被曹操给“打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为了不想让曹操的借刀之计得逞，便又把他“推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去了。起初，黄祖因他与自己的大儿子黄射很要好，对他还有几分欣赏，可后来遭他当众辱骂，盛怒之下一刀把他杀了。
献衡死时才26岁，到死也没个官衔职称，墓碑上写的仅是“汉处士献衡”。处士，即指未做官的文化人。如此境遇的他心里自然有着一腔愤懑的苦水了——这就是写这篇《鹦鹉赋》的心理背景。至于奉命提笔的具体缘由，他在此赋“序文”里有明确交代：一次黄射在鹦鹉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并希望他能以鹦鹉为题作赋以“使四座咸共荣观”，于是他竟“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地当即完成。因此这还是一篇颇有限制的“命题作文”。
全文给读者的总印象是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文字形象。
全文分两大层面，第一层（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得一箭双雕：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而其中第二段所写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更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压迫忠正控制贤才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被人几经转送的尴尬苦楚。第二层（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鸟之神苦（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笼槛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有才无时的愤懑情怀。
以上所说便是该篇的“主脉”。此外，考虑到命题之需和扣题之宜，献衡先生还于字里行间一石三鸟地满足了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它不仅给予了众宾客以“荣观”之乐，又点透出献鸟者的殷切之意。而面对着美鸟佳篇，宾客们得其欢乐之态和献鸟者自得之色等等，宴会主人也会油然而生得一番幸慰。所以该作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神来之笔了。
鉴此，《鹦鹉赋》堪称汉以来顶尖级的赋体佳作，鹦鹉洲也因此享有盛名。比如唐代诗人崔颢那首绝妙的《黄鹤楼》里就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名句。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献衡》，对作者献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