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予何事知其然，此世此老无姻缘。
平生志愿得酒眠，暂时去作酒中仙。
况今仙侣琼琚连，瑶池醉倒阿母前。
一瞬人间亿万年，泰山为尘海作田。
何处更复有三川，凤凰五色歌云烟。
三川何人莫浪传，汝曹虱脑真可怜。
华清有梦亦狂颠，夜阑秉烛仍悁悁。
君不见狄郎志尚冰玉坚，独闻此老近作佳城篇。
问予何事知其然，此世此老无姻缘。
平生志愿得酒眠，暂时去作酒中仙。
况今仙侣琼琚连，瑶池醉倒阿母前。
一瞬人间亿万年，泰山为尘海作田。
何处更复有三川，凤凰五色歌云烟。
三川何人莫浪传，汝曹虱脑真可怜。
华清有梦亦狂颠，夜阑秉烛仍悁悁。
君不见狄郎志尚冰玉坚，独闻此老近作佳城篇。
丰乐亭在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丰山北麓，琅琊山幽谷泉上。此亭为欧阳修任知州时所建。他写了一篇《丰乐亭记》，记叙了亭附近的自然风光和建亭的经过，由苏轼书后刻石。美景，美文，美书，三美兼具，从此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丰乐亭周围景色四时皆美，但这组诗则撷取四时景色中最典型的春景先加描绘。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是说青山红树，白日西沉，萋萋碧草，一望无际。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天已暮，春将归，然而多情的游客却不管这些，依旧踏着落花，来往于丰乐亭前，欣赏这暮春的美景。有的本子“老”字作“尽”，两字义近，但“老”字比“尽”字更能传神。
这首诗把对春天的眷恋之情写得既缠绵又酣畅。在这批惜春的游人队伍中，当然有诗人自己在内。欧阳修是写惜春之情的高手，他在一首《蝶恋花》词中有句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真是令人肠断；而此诗“来往亭前踏落花”的多情游客，也令读者惆怅不已。。
本诗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鲜艳斑斓，多姿多彩；抒情，明朗活泼而又含意深厚。
此诗是王维晚年诗作中十分值得玩味的一篇。诗用愤慨之语对友人进行劝解，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表现了王维欲用世而未能的愤激之情。全诗风格清健，托比深婉，前后既错综成文，又一气贯注，构思布局缜密精妙。
第一句“酌酒与君君自宽”，“君”字重复强调，这是障眼法；骨子里其实是胸中郁积愤懑，需与挚友一起借酒浇化。所谓“宽”者，宽人也即宽己，正是因为无法排遣。故次句“人情翻覆似波澜”，一曰翻覆，二曰波澜，足见心中愤激之情。
三四句紧承“人情翻覆”，照应止水波澜的外部刺激，强调矛盾两端，铺叙反目成仇，人心无常。白首相知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相知成仇，先达不用，说尽了世态炎凉，当是实有所指。前四句关键在“笑”字。弹冠”本为援手荐引乃同契之义，此处则反用其意，一旦“先达”即笑侮后来弹冠（出仕）者，轻薄排挤，乃至下井落石，此为淋漓之戟骂。金圣叹以为“自是千古至今绝妙地狱变相”，诚为得言。
从内容上说，五六两句是即景即情，从户内至室外，为酌酒时举目所见，由世态炎凉，人情翻覆展示天地无私，万物亲仁，豁然呈现一新境界。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摄春草之魂”的“细雨湿流光”，诗人用以描写映窗草色；禅宗关于“心动”“物动”的著名偈语，诗人借以描绘照眼花枝，即使单纯作“景语”看，也属上乘。而其蕴涵则在“全经”，“欲动”，由彰显至深密，从象外到象内，大千世界，无所不容；仅观人间之蝇营狗苟，于义愤之外，恍然顿悟。从章法上说，律诗中间两联要求虚实相生，三四句实写，五六句则应当化实为虚，措辞表意不可复犯，方能体现“神韵”“气象”之妙。从道家思想上说，佛家主“虚静”，尚“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五六句似还参合“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势利”“凉薄”恰成对照。
末两句“世事浮云”与“高卧加餐”由禅意而来。“何足问”有不屑一顾的鄙薄之意，所指实有其人其事，承三四句，“高卧”承五六句，超凡脱俗。前后既错综成文，又一气贯注，构思布局缜密精妙。
亦显亦隐、半儒半释的人生经历与处世态度，给王维造成巨大的心理矛盾，犹如碧潭止水，宜清心静观；但仰望高谷急湍，依旧凛然飞动，怵目惊心。王维全部诗作均可作如是观，通过《酌酒与裴迪》一诗即可透视此种矛盾心态。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李白的这首宫怨诗，虽曲名标有“怨”字，诗作中却只是背面敷粉，全不见“怨”字。无言独立阶砌，以致冰凉的露水浸湿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表现出人的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的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曹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意境。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首两句是说，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深夜独立很久，露水浸湿了罗袜。前两句写女主人公无言独立玉阶，以至冰冷的露水浸湿了罗袜；以见夜色之浓，伫待之久，怨情之深。“罗袜”，见人之仪态、身份，有人有神。夜凉露重，罗袜知寒，不说人而已见人之幽怨如诉，二字似写实，实用三国魏曹子建“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洛神赋》）的意境。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末两句是说，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怨深，夜深，不禁幽独之苦，乃由帘外而帘內，及至下帘之后，反又不忍使明月孤寂。似月怜人，似人怜月；若人不伴月，则又有何物可以伴人？月无言，人亦无言。但读者却深知人有无限言语，月也解此无限言语，而写来却是一味的望月。此不怨之怨所以深于怨也。
“却下”二字，以虚字传神，最为诗家秘传。此一转折，似断实连；似欲一笔荡开，推却仇怨，实则经此一转，字少情多，直入幽微。却下，看似无意下帘，而其中却有无限幽怨。本已夜深了，怨也深了，无可奈何而入室。入室之后，却又怕隔窗明月照此室内幽独，因而下帘。帘下来以后，却更难消受这凄苦无眠之夜，与更无可奈何之中，却更去隔帘望月。此时忧思徘徊，如此情思，乃以“却下”二字出之。“却”字直贯下句，意谓：“却下水晶帘”，“却去望秋月”。在这两个动作之间，有许多愁思转折返复，所谓字少情多，以虚字传神。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中有“空谷传音”之法，似当如此。“玲珑”形容水晶帘之透明，二字看似不经意之笔，实则极见功力，以隔帘望月，衬托了人之幽怨。
诗中不见人物姿容与心理状态，而作者似乎也无动于衷，只以人物行动见意，引导读者步入诗情最幽微处，并且为读者保留想象余地。使得诗情无限辽远，无限幽深。以此见诗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真意。以叙人之笔抒情，常见，易；以抒情之笔状人，罕有，难。
在写作理论上，俄国作家契诃夫有“矜持”说，也就是说作者应该与所写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保持一定的“矜持”与冷静。这样写的好处是比较客观，无声嘶力竭之弊。本诗无一语正面写怨情，然而又似乎让人感受到漫天愁思飘然而至，不著怨意而怨意很深，在艺术上有幽邃深远之美。这首《玉阶怨》含思婉转，余韵如缕，正是这样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