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联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颔联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尾联用典，写观雨感受，表现对抗金胜利的渴望。该诗虽然写的是雨景，但却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极大关注。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山客”是诗人自谓，“客”点明处境，“龙钟”写诗人精神状态；“不解耕”表明诗人不会（懂）农桑。这里，与其说作者在介绍自己，不如说他在述说那个不幸的时代。寓居异乡，是因为国破家亡；精神疲惫，是因为颠沛流离；不事农桑，是由于在这战乱扰攘的年代无法进行和平生产。首联的出句，写出了诗人对这个特定时代的鲜明态度，是因，是“客”；对句才是果，是“主”，“危坐”表现了诗人郑重的神态及沉重的心情。“阴晴”是运用双关，既是天气的变化，也是当时抗金时局的动态。这又与前面的“不解耕”自然衔接，“观雨”与“时局”二者圆和无迹。
“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江壑林岭，风起云涌，雨声阵阵。诗人既写出了夏季云雨的固有特征，也表现了他此刻浩茫深沉的思绪：广大地域的风云翻涌、大雨滂沱，就是整个国家颠覆播迁的写照。这里不单写雨景，也是在写时局，最高统治者不作有力的抵抗，致使金兵势如破竹，这里的“云”“雨”又是两层含义巧妙的融会在一起。
尽管云雨的猛烈遮蔽万物，雨中的万物并没有全然屈服，时局也并非黑暗一片。乌云密雨中也有不屈不挠的抵抗，摇摇欲坠的危局中也有一丝生机（这里主要是指当时的长沙守帅向子湮的积极抗金举动）。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竹枝顽强地挺立着，高高的山角上、大风吹掀处露出了光明。这里诗人对雨势变化观察的细致入微，表明他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尾联用典，出句化用了杜甫的“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诗句，对句也是老杜的“净洗甲兵长不用”诗句的化用，在此均为反其意而用之。作者由雨又想到了一个典故：武王伐殷时，天降大雨，姜太公说：“这是上天在为我们洗刷兵甲，助我伐纣！”我大宋王朝如果兴兵伐金，也可以借助这大雨洗刷兵器。果真如此，我个人的屋子漏雨又何妨！“当然这里的“雨”所指是有助于抗金的好的事物。比如积极的抵抗政策、行之有效的作战措施、戮力同心的上下配合、催人奋进的舆论氛围等等，与上面所指的晦暗的压迫势力、飘摇欲坠的危势等等是不同的（这也是广义的“双关”）。这是作为意象的多义性决定的，更是诗人关心时局、希望政局好转的本意决定的。
当然，全诗还运用了拟人、对仗等辞格，使得气韵雄沉；但关键还是双关的应用，把眼前的自然现象、把诗人对自然现象的观感与对现实的焦灼而深刻的思虑天衣无缝般地有机融为一炉，拓宽了诗歌的意境，深化了诗歌的内涵，气足神完，极具审美意义，是陈与义现存诗中的精品。
这首诗是遭贬后触景感怀之作。诗中对被贬于岳阳的源中丞，表示怀念和同情，也是借怜贾谊贬谪长沙，以喻自己的遭贬谪。
首联写诗人为身边景物所触动，而想到贬于洞庭湖畔岳阳城友人，通过写江上浪烟来寄托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中间两联写诗人由夏口至鹦鹉洲一路的所见所闻。尾联为劝慰元中丞语，忧愤之语倾泻而出，以同情友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境遇作结，也是作者自己人生遭际的写照。全诗语言圆熟，意境开阔，结构紧密，是艺术上较成熟的作品。
首联写船到鹦鹉洲时所见江间水波不兴、烟霭一空的景象，并逗起诗人对远在洞庭瑚畔约源中丞的相思之情：鹦鹉洲所在的江面无风无浪又无云烟，我这个途经楚地的客子对你的相思渺然无边。上句是诗人灵想独辟出来约晶莹洁净的水界，也是诗人思念源中丞的一个绝美的环境。下句以正面抒情承之，直写勃然于心的相思之情比江水还要广阁。“益渺然”三字结合眼前景物，极为夸张地写出诗人的怀友之情与江水同趋合流的一种艺术妙境。行文亦作流水之势，一无挂碍。
颔联分写两地景物。上句写诗人回眸汉口所见的暮景，下句虚拟源中丞所在地——洞庭的浩渺水色。远眺汉口，夕阳西下，暮归的鸟儿斜着翅膀渡过江去；作者遥想洞庭湖，秋水浩森，鼓涨到远方，似与远不可测的天边连在一起。在构图上更切近画理：颔联是工对，但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富于远势的图景，夕阳飞鸟着一“斜”字，画龙点睛，那暮色中斜飞的江鸟，似乎牵引着诗人的愁思，顺着秋波，与洞庭相连，而一个“远”字更使那愁思由一点而荡溢为浩渺无际。一近景。一远景；一实写，一虚拟，创造了极富张力、饶有空间感的“形”。一个身在汀洲心驰洞庭的诗人形象隐约其间，他的心已由此地（鹦鹉洲）飞越到彼地（洞庭湖）了。笔力清爽，情思渺远。结构上，上下两句似无联系，但这种切割空间的手法正好造成诗人凝眸飞鸟、思接远方的艺术空白，诗人的相思之情充盈激荡于其中。
颈联转折到眼前见闻口诗人在自家的小船上，怀思久之，不知不觉时间由夕阳西下推移到夜色沉沉的晚间。从与汀洲隔江相对背靠龟山的汉阳城里传来令人寒栗的号角声；一棵孤树下临大江，诗人的行船泊在沉沉夜色中，融没在浩渺的江面上。这一联因感情由上文的激扬陡转为低抑，所以这里所写的景物亦呈现出孤独凄寒的特征。城曰“孤”，角日“寒”，树日“独”，都是诗人特定心境物化出典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此次诗人被贬载痛南行的悲苦，置身异地的孤独情怀以及由号角传出的战乱气息，均借景物淡然映出口情景互藏其宅，是此联的妙处所在。
尾联自然而然地结出诗旨，用贾谊之典，含蓄地表示了对源中丞此贬的不平，而“古今怜”三字，更不仅表达了这事件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剧，而且隐含了自己曾遭贬南巴的同病相怜之感。
全诗是向友人遥寄相思和暗诉心中隐痛的，感情绵邀而凝重，语言整饰而流畅。特别是中间两联，落笔于景，而暗关乎情，情景融浃，相为珀芥，自是中国古典抒情诗的正道。
此诗纯写闭门寥落之感。整首诗篇好似一幅形象鲜明、艺术精湛的画卷。读者把它慢慢地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灞原上空萧森的秋气：撩人愁思的秋风秋雨直到傍晚才停歇下来，在暮霭沉沉的天际，接连不断的雁群自北向南急急飞过。连番的风雨，雁儿们已经耽误了不少行程，好不容易风停雨歇，得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宿处。这里用一个“频”字，既表明了雁群之多，又使人联想起雁儿们急于投宿的惶急之状。古人每见雁回，易惹乡思。读者继续打开画卷，景象则由寥廓的天际渐渐地转到地面，转到诗中的主人。只见风雨中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下来，而寄居在孤寺中的一个旅客正独对孤灯，默默地出神。“落叶他乡树”这句，很值得玩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诗人在他乡看到落叶的情景，不能不有所感触。自己羁留异地，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其心情之酸楚，完全渗透在这句诗的字里行间。“寒灯独夜人”，一个“寒”字，一个“独”字，写尽客中凄凉孤独的况味。不难想象：一灯如豆，伴着一个孤寂的身影。夜已深了，寒意重重，在寒气包围中，灯光更显得黯淡无力，而诗人孤独凄苦的心情也随之更进了一层。“寒”与“独”起着相互映衬的作用：由寒灯而显出夜长难捱，因孤独而更感到寒气逼人。
五、六两句让画卷再向下推移，它不仅显示了更大的空间，更细的景物，而且出神入化，展现了诗人的心境。这时夜阑人静，连秋虫都已停止了歌唱，只有露珠滴落在枯叶上的响声，一滴接着一滴，虽很微弱，却很清晰。这句“空园白露滴”用的是以“动”烘托“静”的手法，比写无声的静更能表现环境的寂静，露滴的声音不但没有划破长夜的寂静，反而更使人感到静得可怕。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寂静的了。下一句“孤壁野僧邻”同样是用烘托的手法。明明要说的是自己孑然一身，孤单无依，却偏说出还有一个邻居，而这个邻居竟是一个绝迹尘世、犹如闲云野鹤的僧人。与这样的野僧为邻，诗人的处境的孤独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进一步写出了诗人的心境：秋夜孤房连露滴的声音都可听到，正说明他思潮起伏，长夜无眠；而所与为邻的只有一个野僧，表明他正想到自己已经被抛出世外，不知何日才能结束这种生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诗的最后两句也就与前面的描写自然衔接起来，不显得突兀。
最后两句直接说出诗人的感慨：“寄卧郊扉久，何年致此身？”诗人为了求取官职来到长安，在灞上（又作“霸上”，长安东）已寄居多时，一直没有找到进身之阶，因而这里率直道出了怀才不遇的苦境和进身希望的渺茫。
这首诗写景，都是眼前所见，不假浮词雕饰；写情，重在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因此，尽管题材并不新鲜，却仍有相当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