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是《小雅》中少有的几篇爱情诗之一，但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学者囿于“雅”的缘故，从未有人当作写男女情事的诗来读，连最敢突破旧说的朱熹、姚际恒、方玉润诸人也不例外，他们与《诗序》不同，不视为“刺诗”，而认为是“喜见君子之诗”，已稍接近诗意，其中尤其是朱熹，解说此诗末章时，已引《楚辞·九歌·山鬼》的句子对照，他说：“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盖如此。爱之根于中深，故发之迟而有之久也。”（《诗集传》）似乎已触及情诗内容。近人多不取旧说，除个别人认为“是写臣子恩宠于王侯，感恩图报之歌”外，一般都理解为爱情诗，且作为女词。
全诗前三章叠唱，从歌曲看，是一个调子的重复，从诗的抒情说，则是重章互足，意思有所补充。首章头两句“阿难”本是联绵词，字或作“阿傩”、“阿那”、“婀娜”。这里将“阿”、“难”拆开用，其义略有差别，如注所释。二、三章“难”换作“沃”、“幽”，除变韵外，还描写了桑叶的柔美与颜色。第三章的第四句对前两章意思的丰富更明显。前三章的头两句是起兴，诗人眼见洼地上桑林枝叶茂盛，浓翠欲滴，婀娜多姿，美极了。这正是青春美的象征。何况桑林浓荫之下，是少女少男幽会的最佳场所。诗人触景生情，想到她心爱的人，竟按捺不住心头的一阵狂喜，一阵冲动，前三章后两句写的就是这一想像中的情绪。她设想，如果见着自己心爱的人，那种快乐无法说，接着又补明——这不能叫自己不快乐。她愈想愈出神，也愈入迷，竟如醉如痴，似梦还醒，已完全沉浸在情人会面的欢乐之中，仿佛耳际听到他软语款款，情话绵绵。这甜蜜的轻声耳语，如胶似漆的恋情，叫她难以自已。前三章诗人所表现的如火一样炽热的爱情，显得是如此纯真、大胆、坦露，然而这只是她心里所设想的幽会场景，并非所经历的事实如此。所以当诗人从痴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现实，她就一下子变得怯弱羞涩起来，第四章所诉述的就是这一爱情苦恼和心理矛盾。本来她深爱着心上人，但又不敢向对方表白自己的爱，她反问自己：既然心里如此爱着他，何不向他和盘托出呢？她也许多次下过决心，一再自我鼓励，但是终于缺乏这种勇气，每当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至今仍是无可奈何的把“爱”深深藏在心底，然而这已萌芽了的爱情种子自会顽强生长。“何日忘之”正透露着这一爱情信息。相信总有那一天，这颗爱情种子定会像“隰桑”一样，枝盛叶茂，适时绽开美丽的爱情之花，结出幸福的爱情之果。“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两句叙情一波三折，具有极大概括力，是千古传颂的名句。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王诜字严卿，开封人，约与苏轼等同时。官做得很大，曾任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但在1079年（元丰二年），曾坐罪，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移颍州安置，直到1086年（元祐元年），才复登州刺史、驸马都尉。从该词的“流落归来”、“更添得朱颜老”等句看，此词可能是他官复原位后所作。
这是一首触景抒怀、感慨生平的词。上阕除“回晚照”三字或许寓有一种特殊的、自身的含义外，其余几平全是写景。将近黄昏时，一场小雨刚刚飘洒而过，阳光又从云隙中钻出。虽然只是夕阳回照，但经过雨水冲洗过的后园里的景致却格外清新，一片生机，春意盎然。那被阳光笼罩着的楼台，金翠相耀，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沼塘里，分外美丽；那经过小雨清洗、绽满新芽的杨柳枝，一丝丝地低垂着，在微风的吹拂下，正在轻轻地摇曳；那池塘里无数的荷花，虽未绽开，但花蕊经过雨水的洗涤，就如同女子头上的青钿一般玲珑细巧，十分逗人喜爱。
面对园林内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作者不禁感概万千，触动情怀，联想到了自己一生的官场起落。所以从下阕开始，作者转入抒情了。“似此园林无限好”一句，既总括了上阕的景物描写，又开启了下阕的无限情怀，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然而，当自己“流落归来”，面对园林美好春景，本百感交集，有无限情绪，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反而感到一股莫名的空虚，觉得“心情少”了。一个人悄悄地面对清静的黄昏园林，将人、景、心情三者融成一片，凝在一起，这种静态描写所显示的复杂心情，恐怕并不弱于一种热烈的激情描写。而在这种静谧的环境中，作者面对春光和景物，只牵动了一种情怀，那就是人变老了，揭出了全词的主旨和意蕴。
该词写景抒情，十分清楚。而写景又为抒情服务，使整首词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本来万千思绪，一时却反觉“心情少”，最妙。写出了一种空洞迷茫、时光流逝的失落感。全词将盎然的自然景物与黄昏夕阳和作者的衰老心情反衬着写，有着强烈的对比色彩，而全词的题意至末句方才跃出，既总括全词，又有点题之妙。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