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希济《临江仙》共七首，都是咏往昔神仙之事，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芊绵温丽，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凭吊凄凉之意，蕴含其中，深得咏史之体裁。
这首词咏汉皋神女，妙在人神无隔，情致婉奕，清新流畅，对游女的轻盈多情的形象，着墨不多，但刻画得神采飞动，风流感人。
这首词的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二句显示出宋江对自己文才武略的自信心。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因酒醉喷发而出，豪情纵横地抒发了他深藏于心中的不凡怀抱。
该词格调高昂激越。写作手法是由低到高、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地陈述与抒发，虽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毫无文饰，但难得的是真情实志发自心底，没有丝毫矫揉之气，读其词如见其人。
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是说自己文通经、史，自有经邦济世之才；武晓韬略，知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应变之术。然而北宋徽宗昏暗不明、贤愚不辨，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小人，致使豺狼横行、忠贤被黜、黎民受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两句采用比喻手法，以猛虎卧于深山荒丘比喻自己之不得志，只能暗中收敛起尖牙利爪忍受屈辱等待着时机到来。反映出踌躇满志的词人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与命运抗争的叛逆性格。应当注意到以“猛虎”自喻，所抒发的非同寻常之志，虎为百兽之王，可以呼啸生风。所以此处已表达了词人有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志向。
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原本具有的反叛意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两句，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刺文双颊”，指古代的黥刑，又叫墨刑，即以刀刺纹于犯人的面颊、额头后以墨涂之，墨生于肉，则刺文不去，留下做终生的耻辱。这对于一般人尚且不堪忍受，何况是一个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以猛虎自比的人！所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便是该词的必然结尾，也是词人多年壮志、满腹积恨如山洪般地爆发，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的主题。“浔阳江口”，便在江州，是他流放服役之处；“血染”之义，便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对大大小小的奸臣贼子决不宽恕。这是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复仇的怒吼，不愧是后来纵横江湖、驰骋数州、经历十郡，一时之间宋军不敢抗拒的义军领袖应有的气魄。
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