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
诗的首联写山村与世隔绝，一尘不染。颔联写野鹤僧人，超然物外。颈联写竹树梅花，秀丽清香。尾联写人物，志趣相投。全诗语言优美，意境幽深。表现了作者鄙薄世俗，甘居林泉的思想感情。
诗的一二句写出山村与世隔绝，不染红尘的清雅幽深。“翠”而日“寒”，可松是松柏一类岁寒不凋、象征高洁之士的树木。一个“飞”字，化静为动，续以“崖壁”，极显松柏天矫如龙，身处悬崖峭壁而更傲岸挺拔的风姿。这“寒翠”之木，自然也是诗人耿介人格的自我写照。在山崖之外，便是尘嚣鄙伪之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今日脱彼人此，真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悦。
三四句续写山村中所松之景，表现一种悠然自得的萧散情趣。鹤缓行曲径而不飞，动中有静；僧倚石栏目注流云，静中亦有动。“松径雨”之“雨”，未必是实写，极可能是用王维《山中》“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意，状山林之苍翠欲滴。“僧倚云”则令人想到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闲爱孤云静爱僧”一语。而“石阑”亦可以推断是天然形成的栏杆状山岩。
“竹色溪阴松，梅香岸曲闻”一联，清丽优美，活色生香，王维、孟浩然“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佳句，可谓嗣响有人。所以顾嗣立《元诗选·周权小传》说“衡之句法，实多可观”，并举此联及其他一些句子为证。清溪南修竹曳疏影，曲岸后梅花传暗香，加之鹤行其下之松林，岁寒三友全都萃集诗中，令人生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之感。
最后二句，从景物转到山村中的主人与客人。“山翁”可能是隐居岩林的高士奇人，也可能是躬耕山村的淳朴老农，不管是哪种人，不管他们僻居深山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诗人心目中，他们都是归真返朴的体道者。他们邀请偶入此中、赋性与之相近的诗人饮酒，不须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须谈什么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相松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平凡闲话，便是世间至文，斐然成章。一个“总”字是全诗唯一的虚字，却最实在地表达了诗人企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返朴归真的情愫。可以想象，诗人会像陶渊明那样与山翁一醉方休，吟出“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元诗多以唐人为宗，是对宋诗的反拨，所以颇有风神秀朗之作，此诗便是学唐而深有所得者。
这首《浣溪沙》继承了传统诗词写作一大风格，便是情感女性化。
这首词是以词人妻子的角度写，通过描写妻子对词人的深切怀念来表达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全词在情感上收放并进，虽词浅意显，却更显得情深意切。从总体上开，全词在“怕”、“闲”、“厌”三阶段情感递进中上升。
上阙“泪渑红笺”起首，基本奠定全词的格调。“泪浥红笺”是一种情感的外放，在情感统摄上，有开门见山的优势。接着写“娇鸟”、“唤人”，却“怕开窗”，这时，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较之“泪浥红笺”，相对内敛一些，用“怕”来表现内中矛盾，她大抵会黯然神伤：“此遭启窗开，只怕又是，一番空倚栏。”接着情感益发收了一番，用了“闲”这开似无情感的词。然而这“闲”是藏着极深沉情感的，“闲”与“好时光”的交织，让她无比无奈与痛苦。
下阙并未脱离上片的情感轨迹。第一句“屏障厌开金碧画”中的“厌”字，是全词情感的最高点，余下几句，尽是这时情感飞瀑直泄而下的水流，“罗衣犹觉寒”，“眉谱无心思”。“厌”字较之“泪”、“怕”，更为深沉，所以内敛得也最深。这时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只是一个“无心”，对那些氤氲的沉香、华丽的屏画、缤纷的眉谱等，就因一个“厌”，不闻、不开、不画，无有适意，无不伤怀，开似“天命无常，人事随兴”，其实心中的情感确是最为激烈的。这种“非我所爱，皆我所恨”的细腻而激烈的情感，逐渐从词中表现出来。
回开全词，词人在情感处理上颇有一些小心思。在情感的处理手段上，采用“收”的方法，而情感的表现上，却是念人伤怀，愈感愈深，递相深进地“放”。这首词很短，可谓“小制”，然情感上却收放并进，读之味足，感慨至切。
纳兰的词，总是让人感觉缱绻幽情，该词自然也不例外。全词辞藻优雅，言浅意深，可谓是直抒胸臆的佳作。
一开篇，作者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黄昏时分，城头号角响起，词人身患疾病，心情异常低落。接着纳兰向我们交代了此时他正在做什么， “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那么，纳兰到底是因何而生病呢？他在下片给出了答案： “多情自古原多病。”患病之人一般都会自怜自伤，纳兰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是独自病在异乡，没有亲人的悉心照料，没有朋友的嘘寒问暖，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揽镜自照，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日渐消瘦的容貌。
词的结尾两句似乎很好理解， “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病中的纳兰触景伤情，以至于轻轻弹一下手指，就伤心得泪下如丝，但是他又不想让想念之人知道自己患病的消息后徒增伤心，于是央求东风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里的“弹指”指代别的是纳兰好友顾贞观的词集《弹指集》。那尾句中的“玉人”又如何解释呢？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它当然是指美丽洁白的女子。另外，它也会被用来指代风流俊美的才郎，由此看来，纳兰以玉人来称呼顾贞观，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全词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充分体现了纳兰词“率直性灵”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