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作者浪迹江湖时思念家乡的作品，描写南边渡头打渔人唱起的歌声，惊醒了作者的好梦，回想刚才梦中，作者又回到了家乡，重温了当年在家中的生活。该小令在浓烈的思乡情绪中，又流露出一种岁月易逝、老大无成的人生感慨。该小令文笔俊美，结构严谨，风格疏淡。
元末散曲多已雅化，近于词，此曲颇有词风，语辞清丽，情蕴伤感。另外，这首小令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其绘画效果。倪瓒擅长以水墨绘江南景色，其山水画有简约、疏谈之风。受其画作影响，这首小令中的“旧家”与“江村”等仅以几个意象便已成图，如在目前。
上片借梦境追忆过去之恬静生活。“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作者采用倒叙手法，从梦醒后写起。南边渡口的渔歌阵阵，惊醒了作者的一场好梦，一个“惊”字写出了作者的无限惆怅，可见梦中场景令其流连不已。接着“画屏云嶂”三句，既是再现梦中情景，同时也是作者记忆中的家乡。“画屏云嶂”，重峦叠嶂掩映于云雾之间，恍若身处画中。“池塘春草”， 语出东晋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早春的江南充满生机，正如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这三句描述极为简洁，但却抓住了江南风光之精髓，令人心生憧憬。如此美景，叫人怎能不“销魂”？
下片写如今栖身地之孤寂荒凉。作者的思绪从梦中回到故乡，遥想“旧家”，如今应是“梧桐覆井，杨柳藏门"，处处寂寞，沓无人迹。这两句出自李白诗：“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赠崔秋浦》）此处是反用其意，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旧家”的怀念。末三句又无奈地回到现实，自己“闲身空老”，无所作为，空待时光流逝，只能“孤篷听雨”，坐看“灯火江村”。最后二句以孤篷、雨、灯火和江村为主体，写作者孤身独坐，听雨打篷顶，飘忽间唯见远处点点渔火摇曳，显得寂寞悲凉。“闲”“空”“孤”等字，营造了一种孤寂、苍凉的意境。下片诗句，作者将情感与景物有机交融，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夜雨灯火图，在想象与现实的交替中，似乎可见作者飘零之现状。
这首小令以作者夜间被渔歌惊梦作背景，将梦中的美好与当前的现实作对比，表达了对岁月沧桑的慨叹。这是元末社会动荡带给诗人的痛苦经历。一句“旧家应在”，点破了首句“当年梦”所指的是对从前的幸福田园生活的追忆：“梧桐覆井，杨柳藏门”则是如今落魄的样子；“闲身空老”及以下两句，把作者对以往的追忆又拉回到了现实中，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全篇透露出作者的悲凉与无可奈何的忧虑，将怀念与失望交结在一起，动人心肠。
此首纯写离情，题曰：“早行”，出现在词中的是行者在秋季晨风中离家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景。篇中没有感情的直抒，各句之间也很少有连结性词语，所以，词中的离情主要是靠各句所描绘的不同画面，靠人物的表情、动作和演出来完成的。
上片写别前。开篇三句自成一段。“月皎惊乌栖不定”写的是深夜，月光分外明亮，巢中的乌鸦误以为天明，故而飞叫不定。这是从视觉与听觉两方的感受概括出来的，暗示行者整夜不曾合眼。“更漏将阑，辘轳牵金井”两句，点明将晓。这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更漏中的水滴已经快要滴尽，夜色将阑。同时远处传来辘轳的转动声，吊桶撞击着井口声，已经有人起早汲水了。这三句表现出由深夜到将晓这一时间的进程。“唤起”两句另是一段，转写女方的悲伤。“唤起”的施动者是谁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行者，“知天已晓，唤起所别之人”；一种认为“闻乌惊漏残、辘轳声响而惊醒泪落。”“唤起”，既是前三句不同声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又是时间演变的必然进程：离别的时刻来到了。所以，就全篇来看，似以后一种解释为佳。如解释为行者把女方“唤起”，则自然要冲淡这首词所表出的那种离情的深刻性。“两眸清炯炯”，也非睡足后的精神焕发，而是离别时的情绪紧张与全神贯注。联系下句“泪花落枕红绵冷”，可见这双眼睛已被泪水洗过，“唤起”之后，仍带有泪花，故一望而“清”，再望而“炯炯 ”有神。同时，这一句还暗中交待出这位女子的美丽，烘托出伤别的气氛。“冷”字还暗出这位女子同样一夜不曾合眼，泪水早已把枕芯湿透，连“红绵”都感到心寒意冷了。
下片写别时、别后。前三句写别时依依难舍之状，曲折传神。“执手”，分别时双方的手相互紧握。古诗文里“执手”，多和惜别有关，兼示深情。柳永《雨霖铃》词里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诗经·邶风·击鼓》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霜风吹鬓影”，是行者饱看女方，刻印下别前最深刻的印象：鬓发在秋季晨风中微微卷动。“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二句，看似写情，实则是写动作。作者几度要走，却又几度转回来，相互倾吐离别的话语。这话语满是离愁。“难听”不是不好听，而是令人心碎，难以忍听。终篇两句写别后景象，又是一段。这两句写行者远去，但还恋恋不舍地回头遥望女子居住的高楼，然而这高楼已隐入地平线下去了，眼中只见斗柄横斜，天色放亮，寒露袭人，鸡声四起，更社出旅途的寂寞。人，也越走越远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真清之‘断肠院落，一廉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其实，“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也是“以景结情”的成功的妙句。
如上所述，该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全篇句句均由不同的画面组成，并配合以不同的声响。正是这一连串的画面与音响的完美组合，才充分表现出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形象地体现出时间的推移、场景的变换、人物的表情与动作的贯串。词中还特别注意撷取某些具有特征性的事物来精心刻画，如“惊乌”、“更漏”、“辘轳”、“霜风”、“鬓影”、“斗柄”、“鸡鸣”等等。与此同时，作者还特别着意于某些动词与形容词的提炼，如“栖不定”的“栖”字，“牵金井”的“牵”字，“唤起”的“唤”字，还有“吹”、“清”、“冷”等等，这一系列手法综合起来，不仅增强了词的表现力，而且还烘托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环境氛围，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真实感。
本文一方面赞美县令朱君无论品德或为政，都以“仁”为本，是一位忧民、忧天下的仁爱县官；另一方面，作者借题发挥，阐明自己所主张的儒家的“仁”政。全文抒情议论并重，文字充满激情，韵味深厚，读起来引人入胜。
第一段先交待了石门亭的地理位置、建亭者及写“记”缘起。石门亭在青田县石门山上，是县令朱君建造的。石门山是一座名山，上有石门洞，至今仍是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古代的人都将自己观游的感想刻在石上，留在山中，那些石刻相对而望，难以数计。朱君为令后就建了石门亭，把那古今石刻都拾取来立在亭中，成一胜景。并且写信让外甥婿王安石作篇“记”，记其作亭之意。这段文字简约明快，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张本。
第二段文字是这篇“记”的主体，全段围绕朱君“作亭之意”展开笔墨。一开头以排比的设问式揣度作亭的本意。文中写道：“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观游眺望乎？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一连串五个设问句，以排比出之，加强了揣度的语势，引起读者一连串的思考，急切地想得到答案。下面就分别予以分析作答。
一说，人与物之相互好恶必然因其相类，那使万物附在上面而生长，不以此为功的“山”，是“广大茂美”，富有仁爱精神。那么爱好此山之人，当然有“仁”爱之意。如此就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其直好山乎？”这一问题，并且论述到“好山”含有深刻的“仁”意在。
二说，离开城郊到野外，登山望远，其中必有感慨产生。为了阐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书》不云乎：‘予耄逊于荒’”及《诗经》中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文中于此还分析了“忧”的内容，说“环顾其身无可忧，而忧者必在天下，忧天下亦仁也。”从而回答了前面设问中提出的“好观游眺望乎？”因而指出其亦有深刻的“仁”意在。
三说人在穷困不显达的时候怎能安闲逸乐？百姓在深山长谷中，县令与民相对为言，了解他们的疾苦忧虑，那有阻塞而听不到其疾苦呢？然后得出结论说“求民之疾忧，亦仁也。”至此回答了前面第三个设问句中的问题：“其亦于此问民之疾忧乎？”
四说当政没有大小之分，不施“德”政，民就无法教化，百姓教化顺服了，就可以没有诉讼，民没有讼事，县令才能休息无事，悠闲自得地嬉戏。这里又回答了前面的“其亦燕闲以自休息于此乎？”这一问题，这里作者将“仁”政，以“德”出之，放在教化民众之中。
五说古今之名人石刻幸在，其文字确实很好，那么他们的名与石刻都能传而不朽，使其“成仁之名而不夺其志”，又是“仁”之意也。这里亦回答了前面第五个设问“其亦怜夫人之刻暴剥偃踣而无所庇障且泯灭乎？”通过一系列的推理分析，归纳出朱君“作亭之意”乃是一个“仁”字。然后文章又以设问句言道：“其然乎？其不然乎？”
全文围绕“作亭之意”展开，先以五个排比设问句提出问题，然后逐个回答，不枝不蔓，并逐层分析推理论述，每一点都归之为“仁”字，其推理严谨，分析透辟，行文游刃有余，结构紧凑，一气呵成。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