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
这首词的特点是风调闲雅,气象华贵,二者本有些矛盾,但词人却把它统一起来,形成表现自己个性的特殊风格。晏殊以相位之尊,间为小歌词,得花间遗韵。刘攽《中山诗话》说:“晏元献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也就是说他的词风酷似冯延巳。但从这首词来看,它的闲雅风调虽似冯词,而其华贵气象倒有点像温庭筠的作品。不过温词的华贵,大都表现词藻上的镂金错采,故王国维以“画屏金鹧鸪”状其词风。晏词的华贵却不专主形貌,而于精神。“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见吴处厚《青箱杂记》)这首词中所写的风,正与上举两例相似。它所塑造的形象,借用晁补之评论其子晏几道词的说话,一看就知道“不是三家村中人”,而是一个雍容闲雅的士大夫。
此词突出反映了晏殊词的闲雅风格和富贵气象。作者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细细的秋风、衰残的紫薇、木槿、斜阳照耀下的庭院等意象,通过主人公精致的小轩窗下目睹双燕归去、感到银屏微寒这一情景,营造了一种冷清索寞的意境,这一意境中抒发了词人淡淡的忧伤。
词的上阕是写酒醉以后的浓睡。
起首二句在写景中点明时间,渲染环境。金风,即秋风。《文选》张协《杂诗》“金风扇素节”,李善注曰:“西方为秋而主金,故秋风日金风也。”此时庭院内是秋风落叶,画堂中的词人因饮了几杯绿酒,一会儿便醉眠了。用笔轻灵,色调淡雅,语气仿佛在与一位友人娓娓而谈。其巾“细细”、“叶叶”两组叠字,首尾相接,音律谐婉。以“细细”状金风,就没有秋风惯有的那种萧飒之感,而显得平静、悠闲。以“叶叶”这两个名词相连用,就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片叶子飘落的景象,显得很有次序,很有节奏。向来写梧桐经秋而落都是较为凄厉的,如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温庭筠《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经过一代又一代词人的染笔,以至于使人一听到秋风吹拂梧桐,就产生凄凉况味。而像晏殊写得如此平淡幽细的,却极为少见。下面“绿酒”一句,因为用了“初”、“易”二字,就觉得他的酒量不大,浅尝辄醉,虽是淡淡的一笔,但却是陪笔;至“一枕小窗浓睡”,才写出此阕的主旨。小饮何以“易醉”?浅醉何得“浓睡”?原来词人有一点闲愁。然而以酒浇愁愁更愁,愁深故易醉,醉易故睡浓。此意于下阕尤能见出。
如果说上阕是从昨晚的醉眠写起,那么下阕则是写次日薄暮酒醒时的感觉。
词人一醉就睡了整整一个昼夜,睡极浓矣。浓睡中无愁无忧,酒醒后情绪如何,他没有言明,只是通过他眼巾所见的景象,折射出心情之悠闲,神态之慵怠;不过在结句中仍然透露出一丝丝哀愁。过片中的紫薇,植物名,夏季开花;朱槿,夏秋间吐艳。上阕说金风吹得梧桐叶坠,分明是秋季了,所以词人从小窗望出去,此刻这两种花都已凋残。值得注意的是,前阕的梧桐叶坠,为耳中所闻;后阕的两种花残,乃眼中所见。词人正是通过对周围事物的细微体察,来表现此际的情怀。“斜阳却照阑干”,紧承前句,描写静景。晏殊在《踏莎行》词中云:“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情境皆相似。两处都用了“却”字。却者,正也。此处是说抬头望去,一抹斜阳正照着阑干,颇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神韵,然而词人所见者不是南山,而是残花、斜阳,其中似寓有无可奈何的心境。
日暮了,斜阳正照着阑干,也正是“双燕欲归时节”。此意平平说来,似不相干语,没要紧语。可是词不比诗,它往往用这样的语言,来调和气氛,缓冲节奏,烘托情感。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言情之词,必借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感。”“燕子欲归”,乃系景语,它对下旬“银屏昨夜微寒”,正好起了一个铺垫和烘托作用。双双紫燕即将归巢了,这个景象便兴起词人独居无愣的感觉。于是他想到昨夜醉后原是一个人独宿。一种凄凉意绪,落寞情怀,不禁油然而生。但他不用“枕寒”、“衾寒”那些用熟了的字面,偏偏说屏风有些寒冷。寓情于景,含蓄蕴藉,令人低徊不尽。
此词之所以受到评论家们的一致称赏,主要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与词人富贵显达的身世相谐调的圆融平静、安雅舒徐的风格。这种风格,是大晏深厚的文化教养、敏锐细腻的诗人气质与其平稳崇高的台阁地位相浑融的产物。在这首词里,丝毫找不到自宋玉以来诗人们一贯共有的衰飒伤感的悲秋情绪,有的只是在富贵闲适生活中对于节序更替的一种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感触。抒情主人公是在安雅闲适的相府庭园中从容不迫地咀嚼品尝着暑去秋来那一时间自然界变化给人之身心的牵动之感。这当中,也含有因节序更替、岁月流逝而引发的一丝闲愁,但这闲愁是淡淡的、细柔的,甚至是飘忽幽微若有若无的。作者通过对外物的描写,将他在这环境中特有的心理感触舒徐平缓地宣泄出来,使整个意境十分轻婉动人。
这首词也是《珠玉词》中的名篇。它用精细的笔触和闲雅的情调,写出家作者这样的富贵高雅的文人在秋天刚来时的一种舒适而又略带无聊的感触。